大山少年的野生照片：在镜头里，还原一种真实的生活

“孩子就像种子一样，你给他浇什么样的水，施什么样的肥，他就会长成什么样。如果在小时候告诉他善良、纯真，去直接表达你的生活和你的感受，不要觉得美是有标准的，他长大之后就会觉得真实是最重要的事情。”

文 / 梁小起

在湖南溆浦一座名叫中都乡的乡村里，水稻田中长出了一个展览。

在大山里，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十里八乡的老人孩子闻讯而来，这里挂着一串串照片，照片里，是他们熟悉又陌生的中都乡。

在大山外，这场展览上了《人民日报》，上了抖音热搜。在展览的背后，作者来自于中都乡学校的摄影社团。他们以手机作为摄影器材，以大地作为摄影棚，记录下中都乡的一年四季。

在人们的印象中，“乡村”“青少年”“手机”几个词放在一起，更多时候指向浮躁和迷茫的生活。而在中都乡学校的师生手里，手机反而让人回到“附近”。

不需要去到山的那边，也可以抵达真实。

美的标准

新学期开学，上初二的黄贝用AI给自己制定了计划，一是让自己的个头长高点，二是让自己的成绩涨点。

AI是她的朋友之一。黄贝会给AI打视频，讲自己发生的事情。但AI总是不听她把话说完。相比起来，还是人类朋友更可爱，见面的时候不用出门，就有聊不完的天。

拍照也是一样。她在网上看过别人用AI做的图，夸张、失真。“人拍出来的话，我会觉得更真实一点，那种神态表情，还有生活的细节， AI 是复刻不出来的。”黄贝经常随手拍下正在做的事情，分享给朋友们，照片不一定多好看，“但如果我用AI把图做出来的话，我觉得韩涵她肯定会说‘好假！’”

韩涵是黄贝的人类朋友。她们都就读于中都乡学校，都在几个学期之前加入了学校的摄影课。在此之前，韩涵参加过其他社团，但一两个学期就退出了，只有摄影课，她坚持得最久，“我觉得拍这种照片可以提升我的审美。”

在韩涵的家门口，能俯瞰中都乡的全景。每天放学，夕阳照进家里。她几乎天天都拍下来，如果相册满了，她也舍不得删掉。“每次夕阳的颜色都不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

但韩涵并非从一开始就能发现这种微妙的变化。在以前，中都乡平平无奇，包括黄贝家门口的田。每次去黄贝家时，韩涵都没有关心田里长什么样。在中都乡，梯田到处都是。

“刚开摄影课那阵子，好多孩子觉得山里啥都没有，城里才好玩。”开办了摄影课的刘垒说，“我就跟他们说，中都乡有大城市花钱都买不到的东西。”

刘垒毕业于师范学校，在学校里学到过，乡村的学生容易在物质上和见识上觉得自己不如城里的孩子，缺乏自信。来到学校后，他发现情况更棘手。“乡里的孩子和城里比，不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是根本不知道起跑线在哪。”

有个男生听完刘垒的话，当场就说：“城里有电影院、有大商场，我们这儿啥都没有。”刘垒没有反驳男生，只是带着他们拿着设备去了田埂上，让他们找出城市里没有的东西。

孩子们蹲下来，有人拍了水洼里倒映的蓝天，有人拍了搬粮食的蚂蚁，有人拍了叼着烟袋的爷爷，正在坐着编竹筐。刘垒问，这些东西城里有没有？大家挠挠头，笑笑不说话。

正式上课后，刘垒在课上只讲基本的曝光、快门、对焦等等设置，布置好题目，把上课专用的OPPO手机发给学生，剩下的时间交给学生们在学校附近自由创作。

“OPPO拍出来的画面色彩贴近人眼真实看到的状态，不会刻意渲染出夸张艳丽的效果。”刘垒解释，“这种真实的画面，能帮孩子们培养色感，学会去捕捉场景本身原生的美感，而不是被过度修饰的画面带偏。”

透过镜头，那些天然存在的精妙之处变得清晰起来。

随处可见的梯田变得不一样了。韩涵开始喜欢拍黄贝家门口的梯田，从门口望去，阳光会刺破云层，沿着田埂一级一级地跳上来。

山里的颜色也变得不一样了。在镜头里，早上的光是冷的，傍晚的光是暖的。原先韩涵只喜欢低饱和的颜色，连身上的衣服都是黑白灰。但原来一朵花和一片夕阳各自鲜艳，放在一张照片里依然很和谐。

到了下雨天，韩涵就不想出门了。但她觉得王丰可能会有想拍的照片，因为他总喜欢用微距拍些小水滴。

王丰是摄影社团里的另一个同学。有一次他上网刷到了别人拍的微距照片，“感觉微距更清晰、更有质感”，他心血来潮，用手机试了一下，水珠像颗水晶球，倒映出毛茸茸的苔藓。

在王丰家门口，有一棵多年前外婆从家里特意带来种下的李子树。在王丰会拍微距照片之后，这棵树变大了，大得可以让王丰凑近那些李子花的花蕊，拍下许多颗不同角度、不同位置的露珠，而在每颗露珠的倒影里，又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换作以前，王丰凑那么近看花，只是为了看什么时候有果子吃。

王丰在摄影中看到了最小的世界，也看到了最大的世界。暑假的一个晚上，王丰和他的姐姐收到刘垒的邀请：去拍银河。

中都乡四面环山，村子位于海拔700米以上，夏天的夜晚格外凉快。三个人爬上山，天上没有人造光的污染，星星低垂，但要努力盯一会儿，才能看得出来有一条银河。王丰小时候会坐在家门口的大平地上乘凉，然后抬头数天上的星星或者飞机。拍银河还是第一次。

刘垒把带上来的脚架固定好，教王丰把快门速度调到三十分之一秒，然后等待。很快，银河在照片里显现出来，清晰、明亮、瑰丽。

王丰的爸爸曾经从大山外给他带过零食、衣服、鞋子，还有一只小狗。这是除了网络和课本以外，王丰对外面世界的印象。而现在，在王丰眼里，中都乡也有着外面没有的东西：山上的野果、家门口的李子花，还有躺下就可以看见的银河。

一部手机的漂流

刘垒第一次接触摄影的时候，只比现在的王丰大一两岁。那时候他内向，跟女生讲句话都会脸红。初三那年，他有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机，每天看到火烧云之类的漂亮风景，就会拍下来，发到QQ动态里。

这些照片让刘垒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点赞，此后，同学和老师有拍照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想起他。他想，自己拍起照来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于是摄影这件事贯穿了他的中学、大学、假期实习。拍多了之后，刘垒变得越来越愿意跟人打交道。

但刚来到中都乡学校时，刘垒却碰了壁：学生们见到他就跑，不愿意与他交流。

“很多孩子内心比较敏感，什么事都不说，自己藏着，或者只跟亲密的人说，尤其是高年级的孩子，我们很难走进他们的心里面。”

正当刘垒发愁的时候，在学校的一次活动中，他负责拍摄现场照片，手里的单反相机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学生围过来，问他：老师，我能拍一拍吗？刘垒明白过来，这群孩子并不是不会表达，只是不敢。

刘垒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期，萌生了开摄影课的想法。他找到了校长，校长很支持，但是学校经费不足以采购这么多摄影设备。刘垒开始四处募集二手相机，他向大学时候参加的协会和一些摄影社区的热心朋友求助，借来了第一批相机，摄影班就这样开了起来。

慢慢地，刘垒发现，相机的按钮对孩子们来说太复杂了，管理起来也不方便。相比之下，当时筹到的一台OPPO手机不但轻便，而且哈苏镜头的画质能与相机媲美，自然还原的色彩也正合他意：他正是希望学生从自己的视角，拍出最真实的照片。

“拍得清楚，更要画面里有真心。”刘垒解释，“虽然说我们山里的孩子生活并不完美，有苦有甜，但是他们也很实在，没有半点装的成分，这种真心拍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才是最真实、最动人的。”

他想，如果能够用手机作为教学设备，更多孩子就可以“感受到移动摄影最前沿、最高端的设备”，他们的作品也可以更方便地传播。在这段时间里，刘垒一直将学生们的作品上传到网上。一天，OPPO官方账号点赞了他。看到了点赞通知的刘垒，尝试给OPPO账号的后台发去了私信，描述了摄影班的情况。

让刘垒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他就收到了一批当时最新发布的OPPO Find X9系列手机，孩子们成为了产品的“体验官”。

学生平时用的手机，大部分都是父母在外打工淘汰下来的旧手机，普遍像素不高，内存小，续航差。摄影课上，许多孩子第一次用上崭新的、顺手的手机，只需要选好主体、对焦、按下快门，就能原原本本记录自己看见的美。

上了课之后，拍照升级为写日记一样的习惯。韩涵翻看相册，如果某一天自己在路上拍了日落的照片，就说明那天心情不坏。“心情好的时候拍照会找特别多的角度，心情不好的时候随便拍一张就不拍了。”

黄贝每天都会拍一张家门口的风景照。有时候她以为自己看腻了，但天气一变，角度一换，这些地方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我从幼儿园开始就在这里了，我对这里有很多回忆，所以特别需要记录一下。”

心情好的时候，黄贝还会特意做一顿“漂亮饭”，摆好盘，然后拍下来发给朋友们。在一张照片里，集齐她最爱的一切：美食、美照，以及家人朋友的夸赞。

最初刘垒开课时，遇到过一些家长的不理解：摄影能当饭吃吗？有这么多时间，多做几道题不是更有用吗？

“我觉得乡村教育不能只盯着分数，也要盯着孩子们自身的发展。”刘垒把孩子们的作品给家长看，并且告诉对方孩子身上的变化：以前沉默的孩子，现在能够边笑边讲自己的拍照思路。

黄贝上了摄影课之后，爱上了拍“丑照”，自拍的时候，拍着拍着就开始嘟嘴摆鬼脸，然后发给朋友们，静候朋友们的笑声。

“以前小时候的照片算黑历史。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为什么？）是开智了吧！”她后悔自己以前删掉了那些丑照。“那些照片记录了我的成长，证明那时候我很开心。”

同样地，她也始终没有考虑用AI代替拍照。“AI 做出来的图片感觉可能没有意义，我拍出来的照片，至少我经历过那一刻。”

开一扇“门”

王丰虽然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微距大师”，但他也有自己不擅长的题材：拍人。

进入秋天，中都乡到处都忙着收割水稻、苞谷。王丰放学了，也会到地里帮奶奶收苞谷。地里忙，没空拿手机；休息了，也没好意思拿手机。

“老师最鼓励的就是让我们去拍人。”王丰说，“我就是不敢拍。”

刘垒把“家人”作为摄影课的一个长期选题。他在外地读大学时，最常想起的是奶奶站在门口喊他回家吃饭。在他看来，村里的孩子同样最珍惜家人朋友的爱。

有一回，湖南省青年摄影家协会来开讲座。一位专家讲起自己亲人离世的故事，告诉他们，“最好的照片，都是拍你最熟悉的人。”王丰想起奶奶，“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晚上，王丰回到家，刚进院门就看到奶奶坐在堂屋的灯下，手里正在缝他的书包带。“她的头发丝都泛着金边，背有点驼，一针一线慢慢缝，我看着就觉得特别暖、特别慈祥。”

他想起刘垒说，逆光拍的人像比较有温度，于是拿出妈妈给他的旧手机，站在门口偷拍了一张。“没敢喊她，怕一喊她就转过来，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孩子们很少拍到正脸照，多半是抓拍的侧影和背影。“他们不是追求好看，而是追求真实、平常。”刘垒评价道。

这些视角往往也是孩子们最常看向家人的角度。有一年秋收，一个学生的爸爸回家帮忙收稻子。学生跟着爸爸下地，站在田埂拍下了爸爸的背影：爸爸扛着满满一蛇皮袋的稻谷往田埂走，背弯得跟稻穗似的。学生告诉刘垒，以前只知道爸爸干活累，那天对着镜头看，才发现爸爸的背比以前驼了好多。

给家人拍照的机会并不多。王丰难得拍下的一些人像照，不少是过年时拍的。上一年冬天，他想搞笑一下，在奶奶头上放了个橘子，拍了下来。“感觉平时我们上学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家，放假的时候能多点乐趣。”

同样宝贵的还有小狗的照片。王丰把镜头怼着小狗的鼻尖拍，显得小狗的头圆滚滚、毛乎乎。他把小狗设置成了自己的朋友圈封面。一方面，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另一方面，这是爸爸从外地带回来给他的小狗，已经陪了他五年。

暑假，当刘垒喊王丰和他姐姐出门拍银河时，比起银河，王丰更在意的是可以“记录一下姐弟情感“。他在网上刷到过银河的样子，而一起长大的姐姐，过了这个暑假就要到城里读书了。

那天，姐弟俩在银河下合照了一张，手指天空，并肩而坐。照片发给了爸爸，下一秒，爸爸把照片换成了自己的头像。

在黄贝家里，黄贝每天都找妈妈聊天，但妈妈常常沉浸在手机或者电视里，黄贝“一个人跟她讲一大堆”。上了课之后，黄贝给妈妈看自己拍的照片，母女俩有了新话题。“有时候我随手一拍，她都会夸我这个色彩或者那个姿势拍得蛮好看。”黄贝说，“我觉得她是自带滤镜吧，觉得自己女儿拍的最好看。”

“那每一次分享照片，你最希望听到妈妈说什么？”黄贝想了想。“肯定是夸赞我。”

在展览那天，黄贝如愿以偿。

展览的位置选在了稻田之间，远远望去，全村都能看见一群孩子扛着大大小小的物资，成群结队走过稻田，孩子们走过的地方，长出来一排排挂起来的照片。那些照片拍的是他们熟悉的地方，却有种陌生的美感。

黄贝站在远处，观察着来参观的村民。这里有她拍的外婆、同学、经常来串门的小狗，还有别人拍的她和韩涵的大头照，两个女孩脸贴着脸，在阳光底下，笑得比阳光还灿烂。有村民路过，指着她的作品说拍得真好看，她一个人偷着乐。

妈妈也来了。虽然妈妈没说，但黄贝很相信，她肯定已经在跟亲戚同事炫耀女儿展出的照片。

来参观的还有OPPO的影像工程师。亲眼见到这些“摄影师”时，他们发现孩子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也很有爱心。其中一位工程师表示：“孩子就像种子一样，你给他浇什么样的水，施什么样的肥，他就会长成什么样。如果在小时候告诉他善良、纯真，去直接表达你的生活和你的感受，不要觉得美是有标准的，他长大之后就会觉得真实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一回，他们和王丰一起等刘垒，不知怎地，王丰在墙角蹲了下去，一蹲就是很久。他们一看，王丰把手机放大，拍下了一只蝴蝶的翅膀，像星空一样。

就这样，孩子们在照片里记录下此处的四季。而这些四季又刷新着村民对山里的理解和对山外的想象。

“真实……”黄贝思考，“要是按我的理解，我觉得就是平常会发生的事情，随手一拍，就是有生活感的，是这个地方的春夏秋冬，都在那张照片里可以想象出来。”

她和她的同学们不知道的是，她们所拥有的这些直觉判断，是大山外的人们经历了无数种潮流、无数次努力之后重新发现和实现的路：自然、原生、真实的一面，最值得被记录下来。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教授曹林看到了这些照片，他在文章中引述泽尔的观点：美，是“事物处在显现的、被照亮的状态”。而在中都乡学校的这些照片里，“美是对真实的照亮与还原，技术完全退到后台，以孩童般的天真去接管真实。”

让产品技术退后而不退步，让用户可以上场而不怯场，并非易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OPPO走过一段很长的路。

2023年，OPPO意识到用户正在转向更真实、更还原的影像质感，而作为手机品牌，OPPO应当“让技术服务审美，而不是让用户为算法妥协”。为此，从Find X6系列以来，OPPO围绕真实的影像，与同样追求真实的哈苏联合研发，“从光影、色彩到画质的底层能力，一步一步沉淀。”到2026年，真实影像的理念最终在OPPO Find X10 系列上落地为“哈苏超清原相机”。

在中都乡的田野摄影展后，学生们收到了卓世杰的邀请，提前体验了当时未发布的OPPO Find X10系列新机。当少男少女们按下快门，世界的任意门打开了一条缝。

黄贝回想，自从上了摄影课之后，就没有了什么烦恼。在此之前，她担心自己没有出路。“有时候想着就想到我的成绩去了，要是我还一直是这个成绩怎么办，要是我以后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要是我以后只能在电子厂打工怎么办？”摄影让她有了新的目标：当摄影师，“随手一拍就能拍出很好看的照片。”

村里办完了展览，参观团和媒体来了一拨又一拨，对孩子们来说，生活最大的变化却是在校门口旁边。

办完展览的第二天，学生们放学的时候发现，学校隔壁的饺子店里，竟然贴满了展览上的照片。

最先发现的是王丰，他先是惊喜，而后有点尴尬。万一被熟悉的同学看到了怎么办？马上，他又否定自己的想法，“反正我也没有正脸在上面，不怕。”

有正脸露出的黄贝，反应则是完全不同。同班同学跑去告诉她，“那里怎么全是你的照片”，黄贝“吓死了”，转头就告诉了韩涵，两人跑到了饺子店门口，远远地看了一眼，老板不在店里，只见她们的大头照就贴在门面的位置，“特别大一张。”

在那之后，黄贝每次路过饺子店，都要走快两步。有一回，她散步路过时遇到了老板。她发现老板一直盯着自己。“我觉得他是看出来了，照片上的人是我。”黄贝想，千万别跟我说话。她假装不经意地看一眼，便移开了眼神，“假装自己有事情做。”韩涵倒是不怕尴尬，只是她想不通，为什么老板把她们的照片贴在饺子店？

“我觉得那些照片很好看，也是我们中都乡的美景啊。”饺子店老板贺勇解释，“那些地方都去过，都很熟悉，但是照片里比想象中的还要美。”他认得，黄贝和韩涵就是照片上的女孩。包括她们在内，那些店里店外走过的学生们，都礼貌、懂事、开朗、爱笑。

他们不只是在照片里见过。办展览的那天，孩子们跟来参观的老人们聊天时，发现他们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离开过溆浦，于是临时张罗了一个“照相馆”，挂起印着长城和天安门的幕布作为背景，给老人们拍肖像照。

黄贝想起来，贺勇是最“搞笑”的那个——自己找来了扁担和装苞谷的竹筐，摆起了各种造型，“感觉他和我的性格差不多。”

沿着OPPO镜头的焦点，孩子又一次照亮了真实世界的一角，将人们心底最深处的那些相似与相通，显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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