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新 | 章文钦先生与我的学术之路

中山大学历史系章文钦教授（1951-2026）。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尽管章文钦先生已患病两年，其间曾数次住进ICU病房，但当9月4日早上师母发来噩耗，我仍不敢相信，错愕与悲痛涌上心头。次日飞广州送章师最后一程，师母握着我的手，讲述章师弥留之际的情况，我再也控制不住，几次凝噎落泪。回顾过去的三十年，我从一个准备考研的本科生到现在，在学术道路上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恩师的关爱、提携与教诲。

我生于辽东贫困小山沟，高考选择历史专业只是为了能考上大学，但在下海与下岗如潮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历史专业被视为“毫无用处”，面对就业压力，我只好选择读研，试图以三年的青春时光等待时代的转变。我只身乘坐绿皮火车从兰州南下广州，鼓起勇气走进中山大学，寻找可以“投靠”的硕士生导师。公用电话的另一端，传来章老师带着浓重汕头口音的声音，他的热情与肯定，使我放下了惶恐，登门拜访。初次见面，章老师不仅为我指明了考研方向，告诉我需要阅读的书目、应做的准备，还送我一大叠复习资料。当天傍晚，章老师骑自行车带着我，从下渡村一直骑到赤岗塔，沿途给我讲读书和做人的道理。他说：“古人讲‘道德文章’，道德在前，文章在后，道德是第一位的。”

返回兰州后，我备受鼓舞，按照章老师的指导专心备考，终于以很高的成绩，考上了中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1998年7月本科毕业，我没有回老家，而是直接来到广州，正式投到章老师门下。章老师看出我生活上的窘迫，便让我帮忙校对《澳门诗词笺注》书稿，其实我当时的能力完全无法胜任，翻完厚厚一大摞手稿，我几乎看不出任何需要修订的地方，只觉得章先生的学问之深和一手硬笔书法令人肃然起敬。章老师给我2500元酬劳，这对我而言是一大笔收入，我因为没能做任何实际工作而感到受之有愧。

开学后，章老师让我读戴裔煊先生的《〈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又送我他的专著《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将我带入令人着迷的澳门史与中葡关系史领域。章老师要求我学习葡萄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