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被愚蠢和不幸包围的中情局

为窃听苏联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为时一年的“柏林通道”计划，为何在快要完工时突然穿帮？“水门事件”中，尼克松为何要求与此事毫无关系的中情局背黑锅？朝鲜战争、中东战争、苏联解体、萨达姆入侵科威特、“9·11”事件，为何一向认为手中掌握全球最优良情报的中情局全未料到？

蒂姆·韦纳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引用了5万多份中情局、白宫和国务院秘档，2000多份美国情报官员、军人和外交官的口述记录，以及300多份前中情局官员（包括10位前中情局局长）与退休特工的访谈纪要。

纵观中情局60年来外表风光、内里尴尬的现实，人们这才知道，这一机构完全是建构在一个错误的蓝图之上的。当时“才能平庸”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设想的是成立一个“完全为总统服务的全球性新闻机构，每天提交新闻摘要，让总统知晓世界大势”。对于和平时期的民主国家来说，中情局的存在似乎毫无必要。然而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设情报机关似乎又过于轻率。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中情局就像一个被讨论是否出生的孩子，其存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畸形的。

直到1948年9月1日，中情局才有了秘密作战的组织，但是该组织一直和其他处室明争暗斗，无法整合，这一局面导致了巨大的混乱：一项指令发出后，总要极费周折，才能传递到海外特工那里。

艾森豪威尔曾担心可能发生核攻击，中情局那些动用了国际骗子和打手，耗费巨资搞潜伏、跟踪、窃听所获取的情报一直安抚不了他的心。1953年6月5日，时任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告诉他，中情局无法“给他任何苏联突击的预警”。几个月后，中情局提出大胆猜测，认为苏联在1969年之前没有能力对美国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事实证明，这一估计与事实整整相差12年。

在这个系统里，太多身居要职的人把巨额资金浪费在不合逻辑也不合法的海外任务上。总局忙着做业务预算，利用夸大其事的报表制造借口，整个机构“充斥着庸才，甚至更不堪的人”。

从最初一个过渡时期的粗糙组织，到卷入暗杀、政变、暴力、破坏、颠覆、散播谣言和扰乱社会，中情局一路走来，简直被愚蠢与不幸包围，失败成为家常便饭。

“9·11”事件后，中情局派出一些秘密行动干员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追捕基地组织头目。然而，中情局向白宫提交“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报告，进一步使它作为可靠机密情报来源的地位荡然无存。2004年小布什宣布中情局对伊拉克战事的评估“纯属臆测”，这等于宣判了中情局的政治死刑。最终，中情局在美国政府中的核心地位，随着2005年中央情报总监一职的撤消而告终。

“了解世界真相”一直是三代中情局官员的首要任务，然而新一代中情局官员依然看不清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由此可以得出历史的确“不过是人类罪行、蠢事与不幸的记录”罢了。

［美］蒂姆·韦纳 著

海天出版社09年6月

《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确实不会想到，他的这部生前还没有来得及发表的回忆录，后来居然会有人以档案、文献一一严格核对。”茅海建说他之所以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伪。之前已有学者得出结论，康有为在《我史》中“作伪”。茅海建决定给《我史》做一个注本，“以能对康有为的说法一一进行厘定，鉴别真伪，重建史实”。如此较真，“当然不是与康有为过不去，而是为了能够真切地看清楚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的一幕幕重要场景”。

茅海建 著

三联书店09年5月

《彷徨的帝国》

作者说他不是一个“爱美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反美主义者”，这使他得以冷静地观察美国的方方面面——美国大选，美国的媒体、公众与政府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美军虐囚丑闻，等等。“如果我是《时代》周刊，2003年的年度人物，我肯定也得选美国士兵，就像它事实上做的那样。”在美国，在2003年，惟有选择美国大兵来做年度人物，才算政治正确，才叫爱国。“美国的传媒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了。竭力在理性传统、传媒伦理和当下环境中寻找平衡点”。

连清川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09年6月

《形象工厂》

作者讲述的是自己与当代艺术遭遇时的个人体验。有关方力钧笔下的那些光头，他感受到的是，“在这些脸上，笑，是单纯之笑，无辜之笑，无喜悦之笑，这并非汹涌的欢乐难以遏制之笑……张大的、变形的甚至扭曲的嘴巴，似乎也不是愤怒的呐喊”，而那些眼睛，“不观看，不凝视，没有一个外部的客体牢牢地抓住它”。他认为方力钧的光头“同光头的叛逆性的日常神话学背道而驰，这里的光头是表达清白，表达无负荷感，表达无阴影的透明”。

汪民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