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共担与共生：中国矿企出海的社区求解与边界之问｜ESG助力中企出海

2003年，华友钴业董事长陈雪华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考察。出发前，这位刚刚把业务触角伸向海外的中国企业家，特意请了一名英语翻译。

2026年，在南开大学与华友钴业联合举办的一场可持续商业研讨会上，华友钴业集团副总裁、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孙立会讲起了这段往事。

“非洲人讲法语。”现场有人接了一句。他笑着回应：“没错，到了刚果（金），才发现这个差异。”

如今，中国企业加速布局海外关键矿产，资本、设备与技术跨越大洋，进入资源富集的国家。企业面临的挑战，早已不只是语言隔阂与资源开发本身。站在企业与本土社会的交界地带，中资矿企承受着多重压力的叠加：既要回应中国对企业履责的期待，又要应对东道国复杂的社会生态，还要经受国际NGO与多边机构的审视。

在此背景下，海外ESG建设成为关乎项目生存、民心相通的现实命题。在机器轰鸣与烟火人间之间，如何寻找平衡？

社区认同的必修课：先面对矿山带来的改变

一座矿山要长期经营，除了矿权，还需要当地社区的接纳。在国际矿业领域，这种社区接受企业持续经营的状态，通常被称为“社会许可”（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其核心含义是：矿业项目除需获得法律许可外，还须赢得利益相关方对采矿开发的持续性接受与认同。

“在国内做乡村公益，秉持的是帮扶的理念。但在海外矿山，第一课是承认：企业的到来，本身就会改变别人的生活。”

华友钴业可持续发展中心总经理助理吕基成，过去几年参与了公司在刚果（金）、津巴布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社区项目。在他看来，海外社区工作的起点，并不是企业准备拿出多少钱做公益，而是先回答一个问题：矿山开发，究竟改变了当地人的什么？

矿山开发与工业化生产都离不开用地，实践中难以避免土地占用、农田征用等情况。对此，华友在部分项目中尝试将货币补偿进一步转化为生计替代。

华友MIKAS公司联合社区发展委员会（CLD）推出“种子信贷”项目，捐赠种子、化肥及农具，帮助当地受助家庭解决温饱问题

例如，华友与刚果（金）当地的农副产业培训机构合作，为居民提供养殖与经济作物种植的培训及帮扶，以科学的种养方式从根本上提升其生产技能。通过生计转型，农户年收入预计可实现翻倍增长。

但仅仅教会农户“种什么”还不够，种出来之后，卖给谁？

华友尝试把社区生计与企业自身的采购需求相连接，让社区产出的经济作物进入企业采购体系，以真实的商业订单托底社区收入。正在津巴布韦推进的菌草经济作物试点即是其中一例。“我们尝试形成一种内生且持续的经济伙伴关系。”吕基成表示。

对海外矿企而言，这或许是获得社会许可的第一步：先处理自己带来的影响，再谈自己能够贡献什么。这也是海外矿业社区建设与传统慈善的区别。一次捐赠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却很难解决一代人的生计。

因此，项目设计还需要另一种能力：承认企业的边界。矿业公司未必擅长妇女赋能、儿童保护、农业技术推广等专业工作。华友的做法，是把专业问题交给专业机构。

在项目启动前，一方面开展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识别矿山开发给社区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委托独立第三方进行社区需求评估，通过问卷、小组访谈等方式深入社区。两份结果相互参照之后，才决定项目方向。

“海外社区项目，不是我们觉得当地人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而要经过系统性的评估调研。”吕基成表示。津巴布韦项目曾委托津巴布韦大学教授团队参与调研；印尼流动儿童教育项目则由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一家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负责设计与评估。科学与专业，由此成为项目落地的底层逻辑。

一笔成本账：多元共治与风险防控的创新解法

项目方向确定之后，如何实施，成为又一个现实问题。

在华友的体系中，总部负责标准、方法论与资源整合；属地团队负责资金拨付、日常监测与年度评估；合作机构负责专业落地；社区则参与调研、反馈与项目实施。最后一层尤为关键，如果社区只是被动接受企业捐赠，企业与当地社会之间仍然只是一种单向关系。

华友钴业ESG与可持续发展

在刚果（金）与津巴布韦，华友的海外社区建设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也折射出中企海外履责的两种可能性。

根据刚果（金）的法律规定，取得开采权的矿业企业须投入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社会责任项目，专项拨付给受采矿影响的本地社区用于解决发展议题。问题随之而来：这笔钱，由谁来花？

企业自己做，容易受限于专业能力；交给海外NGO，又可能面临成本、文化沟通与项目管理等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公益组织也面临“出海难”的困局：没有海外经验，企业不敢委托；没有企业提供实践场景，又难以积累经验。

为此，华友钴业做出一次大胆尝试：引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派驻工作人员常驻矿区现场办公，参与社区项目的全流程实施。这种“组团式”帮扶模式，正是该项目入选由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中国国际减贫中心等机构发起的全球减贫案例的重要原因。

W村青年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缝纫培训教室

2024年，当地物价大幅通胀，早年规划的社区项目预算严重不足；若项目无法按期交付，企业将面临罚款乃至停工的风险。以企业身份谈判采购，当地机构往往开出高价；基金会则借助公益机构的采购渠道与谈判机制，得以获得更低的采购价格。W村行政厅的采购便是一个例证：经由基金会介入，因通胀而高涨的费用被压回了合理区间。

引入基金会，带来的还有“1+1＞2”的协同效应。发现当地学校缺乏供餐后，基金会主动将运作成熟的“国际微笑儿童供餐项目”引入刚果（金），依托自身渠道筹资近100万元，惠及矿区周边社区。而在成本端，公益杠杆的作用同样显著：企业直接对接，一餐成本约10美元；经由基金会沟通谈判后，用餐成本大幅优化，同样的预算，从仅供一名儿童的一餐，变为可覆盖2至2.5名儿童，在合理配餐的同时，让福祉抵达更多受益儿童。

这印证了一个逻辑闭环：中国社会组织完全可以成为企业连接当地社会与国际资源的接口。在该项目中，企业夯实硬件，基金会撬动软件。这种“企业出资、公益操盘、多方协同”的模式，为企业海外风险防控开辟了全新的抓手。

“成本是企业所在意的。这个项目的正向循环，验证了企业可以联合本土公益机构开展海外社会责任项目的可行路径。”吕基成说。

而在津巴布韦的Goromonzi综合社区发展项目里，华友则探索出另一条抱团取暖的内生路径。

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中非社区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的框架下，华友钴业携手复星、波克游戏、杰克科技、海辰储能等中国企业，共同助力社区发展。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政府关系及非洲事务负责人Tolulope Lewis Tamoka女士对此表示，“该项目展示了私营部门、联合国、政府与社区之间富有意义的协作，如何驱动富有影响力且可持续的变革。”

“编织未来”妇女赋能项目

“编织未来”妇女赋能项目是其中的落脚点。为帮助当地妇女获得稳定收入，华友支持她们组建起合作社，提供300平方米场地与水电，并将工作服等订单交给妇女小组承接；合作企业杰克科技亦发挥所长，无偿提供缝纫机。企业出场地、出订单、出设备，妇女出劳动、出技能，由此构建起一套规模虽小但闭环完整的产业循环。

不仅如此，一个原本需要企业持续“输血”的项目，还激活了市场化的造血机能，引来了外部活水。随着项目渐入正轨，妇女合作社开始主动寻找企业之外的订单，承接到当地警察局马拉松宣传T恤等业务；当地一家大型银行看到项目成效后，亦支持2.5万美元，用于设备与培训。

该模式更深层的价值，是依托多利益相关方协同，构建起一套社会化风险缓释机制。社区深度参与治理，能够培育本土对企业的社会认同，在矛盾尚处于萌芽阶段便实现预警与疏导，把冲突消解于前置环节；多家企业协同落地，既共担社区发展投入，也消解单点主体的运营风险；地方政府的介入，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制度性背书；联合国机构的参与，提升项目全球辨识度与话语权。

风险不再是企业的单边负担，这正是社会许可从概念走向现实的核心实现路径。

华友PLZ举办社区足球赛活动

此外，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踏踏实实做完项目，习惯于讲投入金额、学校数、受益人数；但国际社会更关心的是：为什么这样设计？社区是否真正参与？解决了什么问题？企业退出之后还能不能持续？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需要从回答“为当地做了什么”，逐渐转向回答“这个项目如何成为当地发展的一部分”。

值得关注的，还有印尼流动儿童教育试点项目。印尼矿工存在周期性返乡探亲的特点，随迁子女随之面临阶段性失学的风险。针对这一问题，华友联合救助儿童会开发了定制学习包，并通过家长培训提升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尽可能降低儿童的学习损失。但由于项目落地时矿区尚处于建设初期，流动人口规模有限，试点最终未能实现大规模推广。

既定拓展目标虽未完全达成，该项目的探索仍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其方案与印尼国家教育战略相衔接，为当地流动儿童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解决思路；项目与园区建设节奏的脱节也表明，公益项目需要与东道国发展阶段、人口流动规律和实际受益群体规模进行更精准的匹配。

企业与当地政府的边界

资本、技术与资源的注入，绝不意味着东道国政府本应承担的公共治理责任，可以顺理成章地向企业转移。

在现实的跨国经营中，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治理能力相对滞后，“看到企业盈利，就把本该由政府兜底的公共事务推给企业”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面对当地水利设施缺位，地方政府往往要求企业包干区域供水。企业若一味大包大揽，自身的责任边界便会无限膨胀。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在项目推进前，就主动与东道国政府展开高层对话，尽可能清晰地界定彼此的权责？”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正在经历的深刻觉醒。

当企业逐渐成为当地最大的资源提供者，社区对企业的期待也可能水涨船高：企业今天修了一条路，明天可能被要求解决供水；今天建了一所学校，之后可能又被期待承担更多公共教育职能。

如果缺乏清晰的边界，公益投入越多，企业的隐性责任反而越重。一种由多方持续协商形成的“社会许可”预期应该是：企业恪尽商业与主体责任，政府坚守公共治理职能，社区学会在规则框架内表达诉求。

边界越是清晰，长期的信任关系反而越稳固。正如吕基成所言，要真正实现项目剥离企业输血、迈向独立自我造血，至少需要五年的战略定力，“绝不能追求急功近利的立竿见影”。

从“出去”到“留下”

社会许可，并不是企业通过花钱就能买断的一张永久通行证。

它更像一个需要国家政策领航、跨国企业践行、地方政府履责、本土社区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并由各方共同维护的动态生态：在国家政策的宏观赋能下，企业以ESG理念理性进入，社区因之发生结构性演变；企业以动态反馈回应诉求，社区随之形成良性预期。

在这场多方博弈与交融中，各方不断校准边界，最终走向命运与共。

1. Boutilier, R. and Thomson, I., The Social License: The Story of the San Cristobal Mine, Routledge-Greenleaf, Abingdon, UK, 2018, pp. 41-42.

2. 0,3 % du chiffre d’affaires : comment la loi oblige les mines à développer les communautés locales en RDC，mines.cd，2026-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