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诺贝尔经济学奖：宏观政策需要理解微观家庭

家庭为什么不愿增加消费？企业为什么在利率下降之后仍然不愿投资？中央银行能否通过今天对未来政策的承诺，影响当下的经济？这些看似分散的问题，实际上指向同一个难题：宏观经济由无数家庭和企业的选择构成，政策要发挥作用就必须理解这些微观选择。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他们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微观经济基础”的贡献。今年的奖项提醒我们，消费、投资、就业和通胀这些总量指标背后，是有记忆、预期和约束的人。政策改变以后，微观主体会重新安排生活和经营，政策效果也会随之改变。

这对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尤其重要。例如，要扩大内需，需要知道哪些家庭有消费能力，哪些家庭缺现金，哪些家庭担心未来。促进投资，需要知道企业缺的是订单、利润前景，还是把未来收入转化为今天资金的能力。财政和货币政策既要有力度，也要抵达能够作出反应的主体，并通过持续行动形成可信预期。

霍尔和伍德福德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基础。从他们的研究出发，宏观政策需要认真考量居民和企业对未来的判断。稳定经济，既要改变当下的收入和融资条件，也要使人们相信政策能够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这种信任不能只依靠表态，而要建立在清晰的规则、可执行的承诺和持续行动上。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左）和迈克尔·伍德福德（右）于2026年10月12日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视觉中国 图

宏观政策为何失效？

现代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对1929—1933年的大萧条的学术反思。

在工厂存在、工人愿意工作的情况下，为何生产却停滞？凯恩斯强调，总需求不足可能使经济长期低于充分就业，政府支出和货币政策因此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战后政策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尝试根据消费与收入、投资与利率之间的经验法则和简单统计关系，判断政策可以带来多大的产出和就业变化。

问题在于，这些关系未必稳定。1970年代的滞胀尤其暴露了传统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局限。政策制定者面对的并不是一部按钮位置固定的机器，家庭会考虑税收和物价的未来变化，企业会判断今天的政策能持续多久。一次伴随未来失业风险的加薪，与一次预示职业前景改善的加薪，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消费反应。

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已经将家庭消费放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考察。而卢卡斯进一步指出，在过去政策环境下估计出的行为关系不能不加检验地用于预测新政策，因为政策变化会改变经济主体的预期和决策。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

这里容易产生一个误解：既然居民会预判政策，政策就没有用了。事实上，理性预期本身并不意味着政策无效。政策效果还取决于市场是否完备、价格和工资能否调整，以及家庭和企业面临什么约束。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因素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

所谓微观基础，就是从家庭如何消费和储蓄、企业如何生产和定价出发解释总体经济。它要求政策分析尊重人的主动反应，也要求模型接受实证检验。

从不可预测的消费中找到规律

霍尔的重要突破来自1978年的一篇论文。霍尔并不是第一个发现人们会考虑未来的经济学家，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