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冷酷的技术分析家：汪民安谈福柯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ICphoto图

如今，“主体性”成为了社交网络和大众文化中的热议话题。这个原本的哲学概念已经演变成一种日常用语，倡导年轻人维护自己的感受，坚持自己的意志，不为他人的期待而活，主导自己的人生。

它似乎许诺了一种自由——只要足够清醒、足够勇敢，我们就能摆脱外界的束缚，找回真正的自我。但是，人真的有一个真正的自我吗？我们渴望的“做自己”，多大程度上无法摆脱社会规范和权力关系的规训？

一百年前出生的福柯或许为主体的塑造贡献了最有洞察力的理论，这位法国思想家一生都在研究主体是如何被权力和知识所塑造，晚期又开始思考主体如何塑造自身，实践摆脱规训的可能性。

当代社会流行一种信念：人应当找到和成为自己，追求那个等待被发掘的真实自我。但福柯从不相信存在一种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本质的主体，“正相反，我认为主体是在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

纵观福柯的一生，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他其实是一个“主体性很强”的人。他拒绝继承家族事业成为医生，在当时巨大的社会压力下遵循自己的性取向生活，接受高等教育时与周遭格格不入，凭借对精神病院和疯癫异常的研究交出非同常规的论文，多年后才进入法国学术的主流。

福柯似乎是一个绝佳的样本，用生活践行着自己提出的思想：一个拒绝主体被外界定义的人，将会如何生活？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民安大学时开始迷上福柯，攻读博士期间，他将福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有些人你开始读的时候觉得没意思，后来读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有些人是你开始读的时候觉得不错，读多了你就觉得没意思了。但是，读福柯的经验完全不同，一开始读的时候，就让你震惊。接下去会不断地让你震惊。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经验。”

2016年，他执导的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在国内多个城市上映。他去法国拍摄了两次，探访了福柯的家里、就读与工作过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法兰西学院、常去的酒吧，采访了多位学者，以及福柯的长期伴侣丹尼尔·德菲。

又过去了十年，福柯百年诞辰来临，汪民安他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书面专访，讨论福柯的思想对当下社会话题的回应。

汪民安的纪录片《米歇尔·福柯》（2016）海报。资料图

到底什么是主体性？

南方周末：今天“主体性”已经溢出哲学领域，成为在社交网络和大众文化里的高频词，人人皆谈主体性，你认为究竟什么是主体性，与当下的流行语汇有什么区别？

汪民安：从哲学上来说，主体性这个概念有非常复杂的前史。现代主体性哲学的诞生是以笛卡尔为标志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大概意思是，真理不再由外在权威或宇宙秩序来保证，真理是由我或者自我意识来确证的。这个我是一个认知主体。

康德的主体和笛卡尔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近的，他们共同点之一是都把主体当作认知的中心；对于康德而言，知识不再是来自上帝、权威、继承的习俗等等，而是来自主体的知性对经验材料对象的加工。这个主体是相对于客体的认知主体。但除了认知主体外，还有一种伦理/实践意义上的主体，它关涉的是主体应当如何行动和如何选择的问题。如果说，认知主体是要为自然制定法则，那么，伦理/实践主体则是为自己制定法则；我们谈论的现代主体，通常指的是这两种性质不同但也是彼此关联的主体。

今天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谈论的主体，基本上是伦理和实践意义上的主体，即人应该如何行动，如何自我选择，如何通过主动的选择和行动来满足自己的理想也即是成为自己，等等。

这可能是我们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二次比较集中地讨论主体性。在1980年代的中国，在文化界和知识青年中也曾有过广泛的主体性讨论。不过那时候的背景有点类似于欧洲的启蒙时期。欧洲启蒙时代推崇的主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启蒙之前的人的决裂。在启蒙之前，人们总是服从和听信各种类型的权威，不会自己独立思考，康德说这是不成熟的表现。只是因为启蒙，人变得成熟了，而成熟的标志就是自主和独立地思考，就是根据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受到他人的引导来思考和选择。这在1980年代的主体性讨论中有广泛的共鸣。

但今天社交媒体上盛行的主体言说——我对此并没有通盘性的了解，只是一种直观感受——可能跟1980年代的切入点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