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巴黎听福柯上课

法国巴黎。视觉中国图

1980年春至1983年间，高宣扬在巴黎第一大学攻读哲学博士时，常常去隔壁的巴黎法兰西学院听课，那时，福柯正在法兰西学院进行以“对活人的治理”“主体解释学”“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为主题的讲座。

每一场讲座都座无虚席。就连福柯的身边也挤满了听众，他们坐在讲台的地毯上，一手执笔、一手端着笔记本。法兰西学院行政部门还在主讲厅之外设立几个分场，供更多的人听课。

身处中央的福柯，在台灯光影之下，鼻梁上的眼镜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福柯面前只有几页手稿与几本书。“他一边翻书、快速诵读文本，一边即席阐发、批判，目光不时抬起来扫视全场，忽而又低头专注于字里行间，声音时而低回私语，时而骤然迸发。”高宣扬回忆道，“音量不大，但信息密度极高，吐字清晰，语速偏快，流畅间夹杂一丝普瓦济耶地区口音带来的沙哑。”

“他就在众人面前现场思考，坦然呈现当下思考的卡顿、改口与迷途，又展现迂回、突围和急转弯的智慧。他那当众展露困惑和突围而出的能力，甚至比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更令人沉醉。”高宣扬这样形容福柯，“像一个强大吸铁磁那样。”

某种程度上，用“吸铁磁”形容福柯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十分恰切。反主体、反宏大叙事的系谱学方法令福柯在传统哲学界成为一个异质性的存在，却不断吸引着众多学者和研究者，时至今日依旧引发着讨论。

1966年，福柯凭借《词与物》一举成为欧洲炙手可热的学术明星，1970至1980年代，福柯已是法国思想界的核心人物。高宣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时，法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正处于大转折的关键时刻：1968年学生运动由高潮转入低潮，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潮转换成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八十年代初，我本人接二连三遭遇萨特、拉康和罗兰·巴特逝世，‘在场’告别上一代，并深思他们的传统”。

在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高宣扬结识了列维-施特劳斯、贾克·董特、雅克·德里达以及保尔·利科、列维纳斯、布尔迪厄、德勒兹和拉毕卡等学者。贾克·董特同福柯师出同门，又在福柯出生地普瓦济耶的古老大学任教，常常对高宣扬讲述他认识的福柯。福柯的好友德勒兹也先后三次与高宣扬面对面交谈，谈到他们一起参与1968年的学生运动。

然而，在1970年代后期，福柯的研究却从近现代文献转向了古代资料，从研究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到致力于阐释“生存美学”以及其核心概念“关心自我”。这会让人误认为，福柯的思想产生了某种断裂。但在高宣扬看来，这反而是福柯对主体性问题的深化思考。在前期，福柯试图通过考古学和系谱学揭示“主体”的历史生成与运作机制；而在后期，当福柯研究“性史”“自身的技术”和生存美学时，他不再满足于探究“主体如何被构成”，而是“主体如何在被构成之后，仍然重新构成自己”。 

“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把自身界定或确定在一个固定的身份框框之内，而是要通过游戏式的生存美学，发现人生的‘诗性美’的特征，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人生历程。”高宣扬这样总结福柯关于生存美学的论述。

对于高宣扬而言，福柯关于生存美学的思考，也有着超出学术研究的个人意义。

1939年，高宣扬生于印尼的华侨家庭；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6年，从北大哲学系硕士毕业，前往中国科学院报到工作时，遭遇“文革”，“从中所获得的生存实践智慧，比我在任何时候所累积的经验都更深地扎根于灵魂的核心中”。1979年，前往法国留学，此后受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委托，主持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中国哲学研讨会；2004年，受聘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2010年起任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2021年退休……

2005年，高宣扬所著《福柯的生存美学》出版，这也是最早将福柯的晚期思想系统引进国内的著作之一。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福柯的生存美学(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的重要意义：人生的最高价值，人类生存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它的审美性。人世间，唯有审美活动，才使日复一日的平庸生存过程和有限的语词符号，变成富有诗性魅力和充满创造性的奇幻艺术力量，带领我们永不满足地追求、超越、鉴赏和回味人生及其历史的审美蕴涵，将历史从过去的牢笼中解脱出来，使它顷刻间展现成五彩缤纷的长虹，架起沟通现实与未来的桥梁……”

“哲学不只是一种知识，也不仅仅是大学里的一门专业，经历六十多年哲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