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报人”的面具之下，藏着日本间谍的真相

厦门大学图书馆所藏“末次资料”（部分）。受访者供图

剧集《沉默的荣耀》开头，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决定前往台湾，继续潜伏，为中共提供情报。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吴石离开大陆时，特意留下了数百箱重要的档案资料。

有些资料是国民政府在北平接收的日本人遗留之物品。其中，一批规模巨大的剪报，收集了1913年至1940年间十多种中外报刊的内容，涉及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共151000多篇，编成755辑，合计约2.2亿字。

粘贴剪报的纸张上印有“末次研究所”字样，再根据保存的五个信封封面，可得知主人名叫“末次政太郎”。这批“末次资料”最初保存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所长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并将研究所并入厦大。“末次资料”随之前往，作为“特藏文献”收藏在校图书馆至今。

但末次政太郎是谁？他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地收集剪报？因缺乏他本人的记录，几十年间无人了解。尽管有学者怀疑他是在收集情报，却没有证据。

在2026年出版的《面具之下：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一书中，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俞凡，通过挖掘各地细碎的信息，初步拼出了末次政太郎的面目。他的着手点是从日方原始档案中探查蛛丝马迹，分析日本在华记者提交的情报报告，由此确认他们的间谍身份。“本书的史料价值在于其稀缺性与独家性。”抗战史研究专家叶铭评价。

新闻和情报都是处理信息，只是一个公开传播，一个秘密传递。1937年，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不久，日本设立了直属于首相的专门机构“情报部”。部长横沟光晖认为情报战即新闻战，“情报和报道互为表里”，且和武力战没有丝毫区别。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日本报人在间谍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俞凡在研究时，每每为这些调查报告之全面、精细和准确而惊叹，“其用心之险恶，祸害之烈，几十年过去，依然让人不寒而栗”。

“资料”离情报越来越近

“档案文献对新闻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俞凡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11年底，他在准备博士毕业论文，以新记《大公报》为选题。他的一位学生，此时在日本留学，告诉他，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开放了一批近代史档案。俞凡研究时发现，当时日本做了很多关于《大公报》的分析调查，意识到这是收集情报的一种方式。

2012年，俞凡博士毕业，导师许清茂教授得知他在关注这个领域，告诉他学校图书馆里有一批“末次资料”，一直没人揭开背后的谜团，让他试试。俞凡硕士和博士都就读于厦门大学，却从来没有听过这批资料，由此产生兴趣。

研究先要做文献综述，他发现目力所及的资料中几乎没有末次政太郎的消息。“我就纳闷了，一个人怎么就找不着呢？”一天，他偶然上谷歌学术搜索，发现中国台湾地区的“台湾史研究所”数据库里有一份资料，记录了日据时期在台官员的简历，里面出现了一个同名者，但不知是否为做剪报的那位。俞凡继续在各种数据库中查找，先后找到7个“末次”，在几个地方做过不同的事。

最早的一个“末次”，显示曾在日本仙台东北学院上学。俞凡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忙查找一百多年前的事，“没抱任何希望，只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一个月后，对方回信了，说末次确实曾是本校学生，还在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散文。1895年，末次前往台湾，在台南县任职。两段人生关联上了。

末次在上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