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节目为什么变得无聊，答案可能在我们自己身上

【单集介绍】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有点文化。这期我们想聊一个有点尖锐的话题，访谈节目及我们对它的不满。

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对于访谈节目的不满：为什么现在的访谈越来越相似了，话题很相似，形式很相似，甚至嘉宾也越来越相似，好像同一批名人和明星在不同的节目里不断排列组合。

我们真正想讨论的，当然不只是访谈节目为什么变得同质化，而是通过这个现象去看看，为什么今天的公共表达越来越喜欢谈论创伤、脆弱和痛苦，为什么讲述真实的自己越来越意味着讲述自己曾经受过的伤？而这种变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绪和思想潜流？

【内容精选】

这个圈子越来越小

林子人：从2025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文化名人开始做视频播客，包括罗永浩、鲁豫、李诞、周轶君等。这些曾经在电视时代非常流行的访谈节目，好像换了一种媒介形式又重新回来了。但是到了2026年，大家会觉得，为什么现在的访谈越来越相似了？话题、形式，甚至嘉宾都越来越相似。你采访我，我采访你，你讲你的童年创伤，我讲我的敏感脆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目，每个人也都在成为别人的嘉宾。

胡亮宇：我不是视频类长播客或者视频访谈类节目的标准受众。我可能会看自己最感兴趣的人的节目，但也不会把它完全看完，因为时间实在太长了。我的使用场景基本都是干一些不需要动脑子的工作，比如整理发票、做家务，或者打游戏的时候，随便点开一个播客听一听。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做视频播客的主体基本上都是曾经的知名媒体人，或者有公众影响力的人物。这一定包含了个人品牌、媒体人和公众人物在全平台重新品牌化的过程。

更重要的一点是，视频播客可能变成了一个素材库、数据库。它预设的用途之一，就是被切分成无数个短视频和切片。所以它遵循的是一个复制的逻辑。文化生产不只是单向传播，而是被复制，然后不停地，甚至病毒式地传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出圈的爆款视频，往往是具有争议性的表达或者金句，经过切片以后产生扩大效应。

好像真的是所有人采访所有人，但其实也就那么几个人，大家看来看去都是这几个人。我们似乎没有获得特别多的新知，也没有被引领到一个完全不知道的方向。我们看这个人上不同的节目，但是讲的是同样的事情。

多个同样款式的话筒。视觉中国 图

余雅琴：视频播客的确有它不可替代的部分。它是一个复合形态，能够让访谈内容传递给更多受众。原本不是音频播客听众的人，至少可以通过短视频切片接触这些内容。接下来可能分成两种人：一种觉得看到切片、获得信息就满足了；另一种会循着感兴趣的内容去看长节目，或者其中的一部分。

但我觉得，播客无论是视频还是音频，跟传统电视访谈最大的区别，还是它有一种陪伴感。今天两三个小时的视频播客，可能是在家里一边做着一些闲事，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看。如果你仔细坐在那里听，就会觉得怎么这么长，好像很多话并没有那么高的信息密度；但如果你一边拖地、做家务，或者把它当作游戏的背景音，就会觉得特别适合。

另外，节目要运转下去，就必须接受商业广告投放或者客户的要求。如果甲方告诉你，某个人有流量，你就应该跟他聊天，那自然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形。从商业逻辑来说，大家永远会鼓励那些有流量、能够带来更多商业可能性的人，结果就是圈子变得越来越小。

聊自己的创伤成了标配

胡亮宇：我觉得我们看这些视频播客，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它把个人经历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把一个人从小到大的经历，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高度内容化，甚至景观化。往往是那些带有负面性、创伤性的经历被讲出来，让我们获得一种对他更全面的了解，以及所谓的真实。

我们可能想知道，这些人之所以成功、能够在某个领域有所积累，是不是也经历过迟疑、困顿和不成功的过去？我们对于真实的渴望，以及对于自己所处的困惑期的理解，会投射到这些人的过去。好像必须分享苦难，才能给自己的生活提供一种想象性的指导和抚慰。

林子人：今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网络词，叫“自嬷”。“嬷”原本来自同人文化，是把男性角色放在被弱化、被折磨的位置上，并由此产生怜爱。“自嬷”就是把这种怜爱的机制转向自己，不断强调自己的脆弱、委屈、缺陷和受伤，把自己变成一个值得被怜惜的对象。

这个词好像不只是一个网络亚文化词汇，也在描述一种更广泛的时代情绪。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公共表达，都有类似的倾向：一个人越愿意暴露伤口、承认脆弱，就越容易被认为是真诚的；一个总是表现得强大、自信的人，反而可能让我们觉得他不够真实。

胡亮宇：“自嬷”最早是一个限定性很强的亚文化概念，后来经历了两次泛化。第一次，它变成对一个强者进行主观弱化，剥夺对象原有的攻击性或者强势属性，植入一种破碎、弱势、需要被怜爱的审美，再进行消费。第二次泛化，就是在前面加上一个“自”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难者的形象，通过自我矮化和展示脆弱，获得认可和关注。

视频节目里的嘉宾，可能是通过暴露伤口来呈现脆弱；广泛使用“自嬷”进行自我表达的，往往是上不了这些节目的人，或者说今天互联网上的大量年轻人。他们面对高度压力的环境，动用了一种心理自救机制：先把自己的伤口暴露出来，在不确定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弱者的位置。

两个在录制播客的年轻人。视觉中国 图

林子人：我很能理解这种自怜、自伤的情绪从何而来。现在对年轻人来说，工作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难在大城市立足，生活成本不断提高。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家立业，成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

胡亮宇：这里构成了一个特别悖谬的状态。一方面，在视频播客平台上，我们看到那些反复出现的嘉宾谈论自己的过去。虽然他在分享失败，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功的人。另一方面，年轻人无处诉说自己的苦闷，只能通过“自嬷”这样的方式，想象性地获得抚慰和认可。

余雅琴：我觉得“自嬷”也有它合理的地方。我们可能在某些时刻都需要一种自我安慰。我也会把自己带入一个很弱小的视角，获得一点安慰。

过去，我们相信自我奋斗，如果你不够好，一定是你的问题；你不能暴露脆弱，而要展现光鲜体面的一面，才是一个更合格的现代人。现在这种“自嬷”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对抗这样的价值观。你可以承认自己做不好，也可以允许自己不那么完美。这样好像更容易获得他人的理解，也能谅解自己，获得一个喘息的空间。

但我们不舒服的地方在于，有些已经获得很多成功、拥有很多资源的名人，也在流露自己的脆弱。当你共情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们的心贴得更近，他好像成为你的一个互联网嘴替；但当你不再共情他的时候，又会立刻质疑他：你有什么资格卖惨？

我们必须承认，名人也会有真实的痛苦。但今天有了互联网，原本隔绝的一切都变得可见。伤痛被呈现出来，也变成一种可以被评价、消费，甚至被二次创作的东西。于是问题就来了：我到底还要不要呈现自己的脆弱和伤痛？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分享它、讲述它？

林子人：我前段时间读了《幼稚化》，发现中文语境里的“自嬷”和英语语境里的victim signalling，也就是释放受害者信号，有相似之处。把自身塑造成受害者，并把受害者身份当作象征性的财富、文化货币或社交货币。

对许多名人来说，公开创伤是维持个人品牌、在竞争激烈的媒体市场中保持关注度的一种方式；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受害者化也可能成为博取同情和曝光度的资源，或者转移批评的手段。

胡亮宇：但我们需要看到，名人的创伤和年轻人的脆弱并不完全一样。当我说“我和你一样”的时候，背后更大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不一样：阶级出身、社会地位、处境和资源。

“我懂你的感受”，这是一种很有效的亲密性话语。但这种痛苦究竟是怎样经历的？是每天晚上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看Netflix，出门有车接送，不用为生计奔波，还是每天一睁眼，就要想今天的食物从哪里来、要找到怎样的工作？这样的痛苦显然不一样。

如果一个人把苦难工具化，同时把自己放在唯一能够解释他人苦难的位置上，就没有给他者留下自我言说和体验苦难的空间。我们需要注意的，正是这种以共情为名，却可能遮蔽差异的表达。

争夺真实

余雅琴：我并不认为那些在光鲜包装下谈论童年创伤的名人，说的话就一定是虚伪的；也不认为普通人从来不想了解名人的生活。可能是我们今天太容易把不同的人群区隔开来。

互联网原本很有价值的一点，就是打破区隔，让我们能够彼此看见。只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算法出现之后，这种彼此看见好像又变成了彼此不那么可见。

对所有做文化表达的人来说，今天还有一个道德困境：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讲述自己的痛苦，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表达别人的痛苦？作为记者，我们是否还有资格采写那些生活不如意、处于极度贫困甚至被剥夺的人？还是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讲述？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格，就会变得越来越只能书写自己。但我们不断书写自己，这个自我又有那么值得被看见吗？

林子人：我觉得这是访谈节目越来越同质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现在好像对讲述他人、理解和自己不一样的人，信心极度匮乏，以至于只能指向自己。

余雅琴：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不可能完全弥合，有性别的差异，有阶级和阶层的差异，也有因为人生际遇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当我们不再相信自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跨越这些差异，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谈论问题，我们就只能谈论自己了。

真正有意思的节目，不就是呈现差异吗？在差异当中，在碰撞当中，在彼此不认同当中，可能带给大家一些思考。这个思考没有正确答案。没有人能告诉你，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是更好的生活，什么样的世界是更值得我们向往的世界。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差异，可以去讨论它、对话，这本身可能比得出一个共识更好。令人失望的是，我们可以访谈的人太匮乏了。

身着正装的男主持人。视觉中国 图

胡亮宇：我们在讨论真实的时候，事实上是在讨论一种真实的效果。无论是访谈节目里的嘉宾陈述个人经验，还是使用“自嬷”来表达自己，我们感受到的都是被各种话语包裹以后产生的现实主义效果。但至少有一种可能：我们越是感受到话语的真实，反而离真实越来越遥远。

那些在互联网上“自嬷”的人，很可能就是我身边的弟弟妹妹、学生。但在日常生活中，你未必能感觉到他们有这样的面向。所以它也可能是一种仅仅在互联网平台上有效的话语。我们今天在争夺真实，或者说争夺一种真实的效果。

林子人：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加剧了人们对真实性的焦虑。大家都知道，在网上可以匿名，可以伪造自己的互联网人格。正因为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们才会对其他人的真实性产生更强的焦虑，对“活人感”和接地气的需求也越来越强。

但每个人在公共呈现和公共表达时，都有一定的矫饰。我们都想呈现更好、更完美、更受人喜爱的那一面，同时隐藏不那么完美、有缺陷的部分。想在互联网上成为名人，就需要在公共人格和真实性之间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

余雅琴：我觉得文字表达会更审慎，在处理一些尖锐的问题时，也有更丰富的解读空间。视频太直接、太强烈、太不假思索，往往会出问题。但这个时代，大家更喜欢看有冲击力的东西。你说视频播客三个小时，好像大家在等一个什么时刻，在等一个嘉宾爆哭的时刻。

林子人：我最近读到《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标题是“The New Age of the Orator”，也就是演说家的新时代。它提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抛弃纸质文本，转向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信息流，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演说家的新时代，人的声音正在卷土重来。

那篇文章也把特朗普这样的政客的崛起，看作演说家时代回归的一个标志，并批评英美政治越来越鼓励具有煽动性的演说，导致更加极化的政治氛围。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警醒：当我们太过沉迷于声音这种媒介，也需要看到它的危险。

余雅琴：带着这样的思考，再去做播客、做采访、做视频，如何更真诚地表达，如何在不伤害彼此的前提下，做出更有价值的开凿，可能是媒体人要面临的挑战。

【嘉宾】

胡亮宇 青年学者，播客《感觉结构》主播

【主播】

林子人 南方周末文化副刊部记者

余雅琴 南方周末文化副刊部记者

【本期参考文献】

《经济学人》文章《演说家的新时代》（The New Age of the Orator）

《偶像：消费资本主义中的欲望形象》帕特里克·加尔布雷思 杰森·卡林主编

《幼稚化》基思·海沃德

【出品团队】

编辑：刘悠翔 实习生 万淇

音频剪辑：冯钰炫

运营推广：冯钰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