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向山野到守护山野，一场“负责任户外”的漫长征途

这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情：2026年10月14日正午，在青海省囊谦县群山中的一片山顶坡地上，浓云笼罩了天空，薄雾围着山头打转。大风如同山野中最原始的信号，风声一响，雪粒子就到了。

噼噼啪啪，雪粒子砸得衣服作响。几个囊谦本地青年向导提醒着一群初入山野、兴奋地发出惊呼声的体验者们增添衣物，开始带领他们向下一处高地进发。

可隆带领城市体验者走进囊谦，沿着生态管护员的巡护路线行走。

23岁的索南才加走在队伍前头。他参与家乡囊谦的自然保护工作已近两年，以影像的方式记录着一支囊谦青年人小队在家乡群山中的生态监测与巡护之路。这片位于澜沧江源、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的土地的狂野，他了然于胸。

但他同样知道，狂野的另一面，有着触及灵魂的力量。他记得，一次，由小队安放、用于监测野生动物的红外相机，在同一个地点先是拍到了雪豹，随后是野猪，最后是人。短短一天内，人与动物共享着这片山野，互不打扰，“我感觉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都是小队的隐秘世界。如今，一场自然保护的“变数”已经到来。10月14日当天，在户外品牌可隆的带领下，一批来自全国各地、背景各异的体验者加入了索南才加所在的队伍，行走在他们日常监测巡护的路线上。这场来自外部的第一瞥，既扫过了那场风雪的粗粝、为灌木丛所染红的山坡的壮美，也见证着户外秘境背后的守护。

在巡护体验后的第二天，囊谦自然服务中心（下称“自然中心”）正式启幕并对公众开放。这个以澜沧江源生态保护为核心的机构，将围绕生态监测、科研协作、社区赋能与生态文化传播等功能展开建设，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社区发展与公众自然教育，为索南才加们的工作提供更大的底气与支持。

自然中心的揭幕仪式。

此外，它更为中国的自然保护工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样本：政府、企业、公益组织、科研机构、本地社区完全可以在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前协同起来，为其提供“庇护”。

在这个样本中，作为企业方的可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尝试实践其长期以来信奉的“负责任户外”理念。这种“庇护”，也并非某种短期的资金、设备或政策支持，而是多方协力建设一个相信长期主义的平台与机制，使有志于自然保护的不同力量有一个归属，并以各自最擅长的方式持续践行对自然的保护。

守望高原

连新明博士是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为自然中心提供科研支持。在见过自然中心的发起人、演员、纪录片导演才丁扎西后，他曾有一番感慨：“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眼睛能够这么真诚、纯粹。”

10月15日，当才丁扎西回忆起十多年前的一桩旧事时，你很容易察觉到，那种真诚与纯粹，又在一瞬间凝聚了起来。2016年，他19岁，一次上山去挖虫草，发现了一个废弃的瓶子。瓶子黑黑的，他便将瓶子拾起来看，数不清的虫子尸体从中掉了出来。他猜，或许是瓶子里有遗留的糖分，虫子被吸引了进去，却再也找不到路出来，给活活困死在了里面。

自然中心的另一位发起人韩李李观察过囊谦的牧民，她发现，牧民们与自然做伴，大都对生命十分敬重，即使是一只鸟、一条鱼遇险，他们也会想尽办法去救它。

这样的特质，也体现在了才丁扎西的身上。那一刻，他的感受很是复杂。既出于对生命的敬重，也出于“自己能为家乡做点什么”的思索，才丁扎西开始断断续续地在高原草地上捡垃圾。烟头最让他印象深刻，它周围的草好像都黄得更快些。捡完了烟头，回到帐篷里，才丁扎西还会数数自己的成果，“有时候能捡60—70个”。

粗浅、朴素、稚嫩…...用这样的词汇形容他过去对自然保护的理解或许不为过，但也正是捡过的一根根烟头，为他的未来埋下了伏笔。

在自然中心启动前，穿梭于山野中就已经成为了他的日常。

囊谦人习惯于同雪豹、金钱豹、岩羊等国家保护动物共享山野，却不知道这些生灵在本地的种群数量与分布等信息，后续的保护、科研工作也无从谈起。2024年起，才丁扎西组建了一支由囊谦本地青年组成的小队，与公益组织觅蓝生态文化发展中心（下称“觅蓝”）一同在囊谦开展生态监测与巡护工作。

作为这支小队的一员，索南才加记得，群山中，他们走过仅能容一人通过的狭窄小路，小路的泥土湿润，铺满枯枝败叶，掩映于一重重的带刺枝条下。拨开枝条时，稍不留神，手上便会留下数个出血的小点。有时，他们也需要像岩羊一般，攀行在裸露而嶙峋的岩石山上。雪后，这样的路途尤为艰难，娴熟的攀登者也难免一个趔趄，下滑好一段。还有一次，面对齐膝厚的积雪，小队不得不以滑滚的方式下山。

一次进出山就可能耗掉12个小时。

在山里，他们收集动物粪便样本以供分析。粪便无言，却忠实地记录着这片山野的现状。里面有时有猎物的皮毛，有时则会出现辣条的包装袋。

在江苏、云南等地学习后，小队也开始救助受伤的动物。才丁扎西保住过受伤岩羊的性命，他对那次救助记忆犹新，至今能重演一套救助动作：把岩羊的皮肤稍稍下拉，拿来针头，刺入，做皮下补水。

但他们做得最多的，还是通过安放、回收红外相机，做本地生物多样性的本底调查，填补曾经的信息空白。

小队使用的红外相机。

即便对本地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逐步摸索的过程。牧民们有时能为他们指出野兽出没最多的“兽道”，以便安放相机，但小队时常得要靠自己。索南才加说，小队在水源地边安放过相机，动物总归要来喝水；山里某地如果发现了野兽的粪便或脚印，那里也是“兽道”。脚印看得多了，索南才加已经能够分辨出不同动物的脚印特征。兔狲的脚印特别小，只比家猫稍大一些。雪豹的脚印则如同梅花，金钱豹的亦是如此。

在无数个点位上，小队以一种精细的方式安放着相机。石块不是理想的安放点，棕熊喜欢来啃，牛羊喜欢来蹭，相机很容易被碰掉。相比之下，绑在树上就安全得多。相机最好与路面有45度的夹角，这样能有最大的视野范围。如果是拍白唇鹿这样的大个子动物，它还要架高，离路远一些，这样才能拍到动物的全身。拍雪豹这样的大型食肉动物，镜头需要距离地面40—80厘米，稍微朝向低处，避免阳光直射。相机安放完毕数月后，小队会再来换卡、换电池等，维持相机的正常运作。

时间长了，队员们对这份工作都有了难以言说的情感。才丁扎西记得，一名队员在加入小队前，主要靠挖虫草挣些生活费，余下的时光大都在网吧流连。加入小队后，不知从何时起，网吧渐渐淡出了他的生活。

才丁扎西至今对这位队员回收相机的一个瞬间印象深刻：刚看到相机画面的回放，他便连连惊叹：“兔狲！还有雪豹吧？三个诶！”那是小队第一次拍到兔狲，三只雪豹同时入镜也非常罕见。“他特别高兴，”才丁扎西说，“我就发现，他对这种工作的热爱，确实跟以前不一样。”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白唇鹿。

保护山野与栖息于其中的生灵才是真正令他兴奋的东西。

时至今日，囊谦的山野仍固执地守护着一些秘密，但小队已经带来了些许改变。在10月15日自然中心的启动仪式上，连新明博士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如今，囊谦布设的138部相机和2部声音监测仪已经覆盖了囊谦的1镇4乡。根据花纹的唯一性特征，已鉴定出19—25只雪豹，15—28只金钱豹，前述监测区域都有它们活动的踪迹。

来时之路

2023年，电影《雪豹》首映交流后的一场饭局上，才丁扎西结识了觅蓝副理事长韩李李。曾经把捡垃圾视作自然保护正途的青年，与将可重复使用的筷子挂在脖子上、十多年来为多家公益机构提供艺术志愿服务的创作者，在自然保护上越聊越深。才丁扎西第一次知道了这份事业还有更深刻的实践形式，他向她发出邀请：“你能不能来我家乡做一些事情？我家乡确实需要这种理念。”

一年多的时间里，韩李李与多位觅蓝的成员到囊谦做了多轮考察。那时，她已经有了一些盘算。在她看来，囊谦并不是一个生态环境已经被破坏、亟须抢救的地方，相反，它的生态环境非常好。因此，囊谦需要的，是在人们大规模涌入其山野前，为他们的行为立下规矩。

“人的行为规范才是最重要的。自然其实不是要你去保护的，你需要知道的，是你不做什么。”韩李李说，“我们其实希望，你在自然里尽量什么都不要留下。”

她开始觉得，觅蓝或许可以为此做些事情。考虑到立下规矩的前提是摸清家底，自2024年开始，觅蓝同才丁扎西等一批囊谦本地青年组成团队，做了一系列生态监测与巡护工作。

小队在检查红外相机。

有了监测与巡护的经验和成果，从科研到社区赋能再到公众教育，一行人想做的事情越来越多。韩李李深感，他们至少在囊谦需要一个办公点。

才丁扎西也有类似的主意，只不过他所期待的，是一座能把参与此项工作的人给聚集起来的基地。

连新明博士对基地的理解是，它应该给囊谦的自然保护者一种家的感觉。“如果没有的话，大家来这边可能就只能到宾馆、酒店去住，然后干完活就走了，没有归属感。”

于囊谦建设一个在地机构，以承接自然保护者们的工作甚至生活需求的构想逐渐成形。然而，它距离落地却还有漫长的路途，启动所需的各种资源就是第一道难关。“我们当初有这个构想，其实也不是很敢实现，因为对我们公益机构来说，养活自己就挺难的。”韩李李回忆。

引入外援势在必行。2024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把“企业与生物多样性”列为优先行动，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企业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长效机制。这使得企业有了入局的契机。

然而，才丁扎西记得，团队与许多企业谈过合作，不少企业上来就问，投入这个项目能带来什么回报？这样的协商，往往也是无疾而终。

韩李李回忆，2025年，觅蓝理事长、演员胡歌想起了自己所代言的品牌可隆。“他对可隆是做过深度了解的，认为可隆在自然、生态上的一些理念跟我们非常契合，所以他跟品牌方说了这件事情。”两方有了初步接触。

作为户外品牌的可隆，或许天然是个绝佳的潜在伙伴。然而，彼时韩李李等人都无法预估，可隆是否同样先要求他们回答，自己究竟能获得什么。

出乎意料的是，可隆希望跳出这样的商业逻辑。才丁扎西记得，他从未听可隆在协商投入的过程中提及回报。

在可隆看来，户外品牌的根在自然。比起追求短期回报，可隆更信奉长期主义，做漫长、艰辛却正确的事，为守护户外行业的根基——自然，而投入。

这也并非一次由企业提供资金、协调资源的普通公益捐助，双方都感受到了理念的契合与实践的互补。当韩李李寄希望于人们“在自然里尽量什么都不要留下”时，可隆也倡导人们在走进自然的同时，回答一个问题：怎样让一次抵达，不打乱山野原有的秩序。

徒步者在山野中。

多年来，觅蓝以一次次的环保公益活动改变自然，可隆对“负责任户外”理念的递进式探索也从未止步。2024年，可隆的广告片《不在场证明》以一场对户外徒步者是否留下垃圾、是否投喂野生动物、是否带走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的“审问”，进一步强化了“无痕户外”的理念：唯有清理掉一切到访山野的痕迹，才是被提倡的户外准则。

与此同时，可隆的“路”营实验室也在全国50座城市落地，开展户外课堂、徒步等活动，把尊重自然的理念带进一次次真实的出发和行走中。从2020年至今，这些活动的参与人次已达30434。仅2024年，“一个瓶盖的重塑”及多地Plogging净山行动便累计清理山野垃圾超百公斤。“无痕户外”由此不只是一句倡议，更是参与者在户外共同完成的行动。

除了向大众提倡负责任的户外准则，可隆也关注一线守护山野的人。近年来，其对巡护员的支持不断加码：从2023年向三江源、东北虎豹等国家公园的巡护员捐赠专业巡护服装，到今年向云南贡山县一线护林员捐赠价值超200万元的专业装备，还邀请护林员参与纪录片《循杉之道·出发》的拍摄。同时，可隆也向觅蓝捐赠户外服装及装备，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

至此，这种探索也来到了向深水区迈进的阶段：如何超越一般性的倡导、捐赠，发展更系统、专业的力量？参与建设一个关乎自然保护的机构与长期机制是一种可能性，而囊谦就是绝佳的实践目的地。

在多次深入囊谦开展科研工作的连新明博士看来，囊谦包含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丰富的生态系统，雪豹、金钱豹两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于此共存。然而，无论是关注度、自然保护的力度，还是科研资料的丰富度，囊谦都堪称“秘境”，长期不为人所知，外界投入与研究也有待增加。

囊谦的山野。

最终，双方一拍即合，决定携手共建这个属于囊谦自然保护者们的基地。

从科学保护到社区共益

如今的自然中心，明亮的窗玻璃上贴着一片白色圆点。一位参与过自然中心建设的囊谦人说，这样，鸟就能识别出玻璃，不会迎头撞上。

某种意义上说，自然中心所承载的是一片秘境中的山野，广袤而远大。为了担起这样的重量，自然中心的一砖一石，都经过了可隆、觅蓝与胡歌本人的细微审视。

历经一番讨论后，中心明确以一座两层的老藏式民居为基础进行改造，实用性成为了改造的首要考量因素。

作为一处基地，住宿、工作、厨房等区域固然需要开辟，但可隆、觅蓝与胡歌都对自然中心还有更深的期待——它要能开展自然教育，同时连接公众，让公众理解自然中心在囊谦工作的意义。为此，展厅被囊括进了设计方案。

自然中心也增加了可隆咖啡，由监测巡护小队队员任咖啡师。在咖啡的香气中，队员能与来访的志愿者，乃至普通的游客聊聊他们所钟爱的高山与雪豹，这是守护自然之外，一种更富生机与现代性的日常。

自然中心内的可隆咖啡。

尽管竭尽所能，但仍有许多事情远非一家公益组织与企业力所能及。越来越多的主体或参与自然中心的共建，或为此提供支持。觅蓝理事、演员陈龙就记得，当他在自然中心启动的二十多天前来到时，门口还是一条土路。

到了自然中心启动前夕，土路上已经铺了一层柏油。

柏油路的背后，是政府部门支持的决心。2026年3月，囊谦县人民政府与觅蓝举行了生态保护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正式加入在地机构的共建。生态环境部、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等政府部门也陆续提供了指导。

本地社区则成了具体改造工作的生力军。如今，才丁扎西笑称，这座房子几乎是“手搓”出来的。韩李李也对此印象深刻，她记得，改造时，团队想保留传统的木制藏式屋顶，但这样的构造如今几乎无人会修，还是本地青年们组成了一个小流水线，有人捡木头，有人切木头，有人则负责组装。一位参与改造的本地人则记得，就连厨房里的木架，都是他们买来松木板后自己拼装、刷木蜡油制成。

虽然有多方助力，打造这样一个机构仍非易事。在才丁扎西看来，众人的一大支柱，是来自可隆的持续动力。最初，就连他也不确定自然中心能否建成，但无论是讨论构想，还是协调资源，可隆所表现出的，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这让他确信，这件事能够做下去。

历时两年，曾经无法想象的基地实现了从构想到落地。改造完成后的老房，外表朴素，很容易被当成当地一座普通的土黄色民居，内里也将实用性发挥到了极点。一层的展厅与可隆咖啡成为现实，二层设有读书、共享和培训用的空间、工作间、冥想室、宿舍和厨房，屋顶则辟为露台。

自然中心的一角。

最后，胡歌为它取了“自然服务中心”的名字，“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里扎扎实实地为自然服务，为这里的人、文化服务。”韩李李说。

目前，这个刚刚诞生的机构仍在探索未来的道路，但其机制已经有了最初的骨架。生态监测与巡护小队会从此出发，走向群山；自然中心内，提前为涌入山野的人立下规范的讨论，也在继续。

连新明博士将为自然中心培养监测巡护的本地力量。依靠小队收集来的数据与样本，他也能进一步研究三江源地区物种之间的共存关系，“比如说，它们是怎么在长久的进化过程中‘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

在自然中心的启动仪式上，青海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王勇曾给自然中心留下“为高原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力量”的期许，而更多新的、关乎人的可能性也在生长出来。在囊谦，人兽冲突历来是个麻烦，在分析红外相机拍到的动物活动高峰期后，连新明博士就能指导牧民在特定时间段避开高危区域；通过分析粪便样本，他也能得出家畜在野兽食谱里的占比。若该比例过高，他可能建议牧民将夏季草场与野生动物活动区错开，或者加固牛羊圈。

才丁扎西则记得，一次安放红外相机的路上，他与小队遇到了一户住在森林深处的人家。这户人家的小女儿已经失聪，也不会说话，村里人甚至担忧，如果她进山遇到野兽，连呼救都做不到。眼下，她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以养牦牛为生，生活并不容易。

才丁扎西把女孩的情况告诉了韩李李，很快，团队决定，让女孩尝试做牦牛毛编织的手工制品。未来，这些手工艺品或能通过自然中心对外销售，为她谋一份生计。只是在那之前，编织品还需不断调整、打磨，团队不让她白做，掏钱买下了所有样品。

牦牛毛编织的手工艺品。

韩李李深知，这些手工艺品所换来的收入眼下还不算多，却意义非凡。一位本地妇女告诉韩李李，她靠牦牛毛编织品挣到钱后，第一次用自己的钱给孩子发了零花钱。“这样，他们更愿意来了解我们在做什么，甚至参与这样的工作。”韩李李说。

于中国的自然保护而言，这或许是个新起点。它告诫后来者，提前保护比破坏后的抢救更具价值。人也不必为了保护自然而永远后退，以至于断绝生计。山野足够广阔，容得下人与动物在同一片天地下生存。

但这幅图景，需要凝聚不同的外部力量。2026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明确提出，国家建立健全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自然中心正是呼应着这样的机制。政府拟定政策，提供合法性背书，科研给出共存的精准指引，公益组织为投入自然保护的人提供帮助。最终，企业再以资源为这幅图景托底。这种尝试渐渐成长为多方力量共同奔赴自然保护现场的样本，有了独特的肌理。

高原之外

自然中心一层的展厅内，悬挂着众多画作，其中一幅，来自一位4岁的上海幼童。垂下的帆布上，一只遍身黑斑、披着橙色皮毛的金钱豹瞪大着双眼，显得有些可爱。它被印在了可隆与觅蓝的联名T恤上，面向公众发售。

自然中心的展厅，远处是金钱豹的画作。

最初，当韩李李开始与可隆共同设计、开发联名产品时，她领着画师们设计了许多样稿，但后来，她还是请了许多来自囊谦与大城市的孩子们共同为T恤作画，一如既往，这也得到了可隆的支持。T恤上，无论是囊谦孩童画的翠雀花，还是广州少年绘制的白唇鹿，都算不上精致，但在韩李李看来，更重要的是，人们要给未来留下什么样的孩子。一些城市里的孩子或许此前并没有亲眼见过他们画笔下的生命，但创作至少是让他们了解远方、与之产生连接的开始。

那位广州少年在白唇鹿旁留下的文字，似乎印证了韩李李的判断：“它好像正在回头看什么，也好像在提醒我们：高原不是一个很远的地方，那里有很多真实生活着的生命。”

孩童之外，更有不分年龄段、尚不知晓这场高原守护的无数普通人等待连接。这也是可隆的谋划——为自然中心与公众搭建一座看见与理解的桥梁，以自身遍布全国的门店与独特的传播渠道，让山野的故事走下高原。

2026年10月20日，可隆邀请胡歌、韩李李、才丁扎西、连新明博士和项目工作人员才旺扎西，在上海环贸IAPM门店开办了一场面向城市公众的自然教育公开课。联名T恤也在此期间发布，“它的面料是可再生纤维，也是希望上面的画面与所有生态故事，在你穿到身上之后，能够长久地持续下去。”韩李李说。

胡歌等嘉宾在可隆上海环贸IAPM门店开办自然公开课。

10月19日至30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在亚美尼亚举行。自然中心作为中国案例，正式亮相COP17“中国角”。它既切中了“中国角”承办方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所秉持的“全社会、全政府参与”的理念，也交上了一份为自然采取行动的中国基层答卷。

在这份答卷中，有一处尤其引人注目。如今，许多企业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实践，集中于减碳、减排污水等领域，一个原因是它们的成果可以直观地用数据衡量，但合作建设自然中心、保护自然环境，尤其是生物多样性的成果，却难以衡量。可隆如此投入，究竟能收获什么？

对此，可隆的回答是，对自然中心的投入相对独立于品牌常规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实践，更多是出于一种与自然共生的本能。

行业变革之际，许多户外品牌逐渐意识到，卷装备参数、吸引人们走向户外的同时，它们也对山野负有责任。因此，它们将资金投向环保组织，为山野守护者提供装备，倡导正确的户外行为，引导当地人为生态保护进行产业转型，其中不乏长期投入。然而，以一个自然保护机构和机制的共建者身份，提前筹谋守护山野，却并不多见。更少见的是，品牌并不将这项投入视为一种刻意而为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实践。在可隆看来，这只是一个户外品牌应该做的事情。

这种投入会在2026—2028年的首个阶段里持续加码。可隆计划将130多部红外相机收集的素材转化为公众传播内容，连接高原与城市。

有了看见与理解的基础，行动就可能发生。未来，可隆希望依托门店网络及会员社群，招募更多的人来到自然中心。他们能在囊谦体验生态管护员的巡山之路，也可以申请成为志愿者，参与生态监测、自然教育和社区服务。

“未来的门槛不会很高，”韩李李预计，“不是只有专业的人才能做生态保护，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亲近自然不止于抵达，更在于以实际行动，与自然建立更长久的关系。”可隆曾如此总结。这是一个力行长期主义的户外品牌对“负责任户外”的诠释。它同样相信，为山野做当做之事，而先不问其回报，因为被守护的山野，终会回馈守护它的人。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