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过紧日子”：学校省开支，教师“找经费”

前些年，江辉（化名）参加学校暑期工作会，常去校外一家干部学院。会议一开五六天，全校一两百位老师到场。会场周边环境清幽，会议间隙，他和同事散步、爬山，有了几分休假的意味。

江辉是江西某省属高校的一名青年教师。近两年，学校已明确要求：能在校内开的会，不得安排在校外；确需外出的，必须提交申请、报学校审批。如今，校外办会已很少获批，通常只有重要行业专家到场，或校内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场地，才能获批。

高校厉行节约，并非个例。

2026年9月1日，北京大学印发《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明确各单位一律不得到五台山、太湖、黄山等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

八天后，北京林业大学计划财务处发布《坚持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实施意见》，把要求落到具体细节：办会不摆放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不发放文创产品与纪念品；乘坐飞机优先购买低价位机票；学校会议和培训原则上在校内举办。

“过紧日子”并非新提法。过去几年，党政机关已陆续提出相关要求。如今，在厉行节约、收紧支出的背景下，高校师生感受到的变化，已从日常办公、会议差旅延伸到科研资助与考核指标。

2024年12月6日，福建漳州，大学科研机构学生在进行学术探讨。（视觉中国｜图）

节约措施

对一线教师来说，“过紧日子”最先落在日常开销上。比如，会议地点、用车方式变了，节日慰问品也少了……

以用车为例，江辉他们学校此前长期与一家租车公司合作，司机相对固定。接站时，司机在出站口等候，主动帮忙提行李。江辉外出讲课，司机送他到目的地后，常常还会等上两三个小时，待讲课结束再送他回学校。半天租车，费用三四百元。

从学校到机场，租车公司单程报价60至80元。如今，学校统一要求使用网约车后，花费只需约30元。

成本降下来了，接待却偶有不便。尤其是邀请专家来校，以前老师可以到出站口接人，再一起走到停车场；如今若让专家自己前往网约车等候区，又显得不够妥帖。为免尴尬，学院只好安排青年教师自己开车接站。

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会议和差旅的细节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博士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参加学术会议时，他发现茶歇时的蛋糕从十来种减到五六种，水果也从七八种缩减到两三种。学校老师开会，过去常租用五星级酒店的会议场地，现在更多选择学校附近的写字楼。

西部某985高校的副教授杨昊（化名）留意到，学院将研究生复试工作餐标准从每人每餐50元降至40元，而购置办公用品、升级电脑设备成为优先削减项目。

东部某师范类高校的一位副教授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往年中秋、国庆慰问品通常分开发放，常见的是粮油、核桃等。2026年，两次慰问合并发放，老师们领到两卷卫生纸、一大把牙刷，以及洗发水、牙膏等日用品。

其实，一些节约措施早已纳入高校日常管理。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官网2021年发布的一篇教工“过紧日子”文章就提到，会议如无必要尽量不提供瓶装水，纸张采用双面打印等。

江辉还发现，往年放假前，财务处报账窗口总排着长队，每次至少要等半小时；如今，窗口前已很少排队。在他看来，花钱的地方也少了。

即便是学生，也能感受到“过紧日子”带来的变化。上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生留意到，教学楼过去免费供应的饮用水，从2024年起改为扫码付费。

“节约不是口号，是生存问题”

要理解高校为何精打细算，先要弄清楚：钱从哪里来，又花到了哪里。

按照《高等学校财务制度》，公办高校的收入大体分为四类：财政补助收入，如生均拨款和科研拨款等；事业收入，包括学费、住宿费，以及承接科研项目、开展科技咨询取得的收入等；经营收入；其他收入。

不同高校，账本的厚薄和腾挪空间并不相同。

长期研究高等教育财政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鲍威以2014年至2023年为观察周期，分别考察中央部属高校、地方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

她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中央部属高校大多属于研究型高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基数显著更高，但其实际购买力在2019年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到2023年较峰值下降约7.4%。不过，这类高校的经费来源相对多元，竞争性科研经费、社会捐赠等收入提供了一定的缓冲，有助于支撑周期长、投入高的基础研究和前沿创新。

而地方公办高校的压力较为突出。它们生均财政拨款基数远低于中央部属院校，叠加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在校生规模持续扩张等因素，用于实验运行、公务差旅、会务采购的公用经费承压明显。

一些学校已公开谈及资金压力。宿迁学院后勤处在2026年8月中旬召开“过紧日子背景下节约型校园建设发展论坛”，该校后勤处长吴凯指出，“节约不是口号，是生存问题”。

一边是教育投入增速放缓，一边是办学刚性成本攀升。2025年，安徽大学财务处的姜古月在《高校“过紧日子”常态化下的支出管控模式》一文提到，高校正面临这一结构性矛盾。2021—2023年，全国教育经费投入增速分别为9.13%、5.97%、5.33%，逐年回落，而在校生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引进等刚性支出需求持续增长。

多位受访者也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到，所在高校的基建仍在扩张。在他们看来，招生规模还在扩大，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尚未达峰，学校仍需为此预留空间。于是，一边压缩会议、差旅和办公经费，一边推进楼宇建设、设备配置，成为一些高校同时面对的任务。

不过，有学校的建设计划还是因资金不足而放缓。杨昊所在的学校原本要求部分学院搬往新校区，但后续建设资金紧张，最后几个学院的搬迁计划被搁置。

钱要省着花，预算也不再照着旧账编。

江辉2026年收到的预算表，就和往年不同。以前，他只需沿用上一年的表格和数字。这一次，学校发下来的是一张空表。“这也是告诉大家，以前花的每一笔钱不见得都合理，需要重新论证。”

这张空表，是预算管理方式转变的一个细节。零基预算改革自2025年起在高校逐步铺开，意味着不再默认沿用上一年度的预算额度，而要依据实际需要和绩效目标以及轻重缓急，对每项支出重新论证和排序。

过去，不少高校参照上一年度支出核定下一年度预算，容易形成支出惯性。一些单位担心年末结余影响来年额度，倾向于在年底前把钱花完。如今，每笔钱为什么要花，需要重新说明。

不过，一项开支省下来的钱，未必能用于另一项支出。杨昊解释，高校经费通常有明确用途和报销类别，专款专用，资金不能随意挪用。

高校“过紧日子”，引发社会关注。（视觉中国｜图）

收紧的科研资助

经费腾挪空间有限，哪些开支可以压缩、哪些投入需要保障，就更需审慎权衡。

多位受访者认同，高校支出确有可压减之处，应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他们也担心，节支一旦影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最终承受压力的将是师生。

在杨昊所在的学院，科研资助已经开始收紧。

2026年4月20日，学院出台新的《图书出版资助办法》。其中提到，每人每年可为一部图书申请出版资助。申请者应先申请学校资助，学校资助不足的部分再由学院补足。如果未获学校资助，学院资助全部出版费用的50%。

此前，学院每年可全额资助每位老师出版两本专著。“这也是招人时的重要招牌。”杨昊说，年轻老师出版博士论文约需十万元，过去由学院承担。如今资助比例下降，教师需个人申请其他资助，如果申请不到，剩余费用只能自行承担。

而科研考核并未变化，杨昊只好重新审视过去不太看得上的小项目。以前两三万元的项目经费太少，他认为不值得投入精力，如今却开始承接这些小项目，凑足出版所需的经费。

差不多同时，学院又修订《学术交流资助办法》，将国内会议的资助次数从每年两次减为一次，并取消为随行学术型研究生报销差旅、住宿的安排。

资助收紧后，杨昊参加一些原本熟悉的学术活动，也得先考虑经费从哪里来。他每年都会参加博士生导师举办的学术会议，如今按新规定，已无法通过学院报销。导师还专门问他，能否自行解决经费。

他理解，科研经费有限，必须花在刀刃上。但科研学术交流的意义有多大，哪些可以省，有时候要参了会才知道。

2026年，杨昊自付机票钱参加一场会议，带去一篇与硕士生合写的论文，借机向学生心仪的博士生导师介绍了学生，后续沟通较为顺利。这让他感到，参会不只是听报告，也可能为学生争取一次被看见的机会。

对头部高校的教师，或已建立学术声望的学者而言，资助变化未必明显影响学术交流；但对西部高校的教师和年轻学者，影响更为明显。

杨昊说，一次参会的差旅和住宿可能花掉四五千元，有些年轻教师月薪也就几千元，未必承担得起。当参会越来越依赖教师个人承担费用，部分教师参与交流、建立合作和帮助学生争取机会的门槛也随之提高。

科研经费收紧带来的变化，不只发生在会场，也进入了实验室。对一些理工科教师而言，科研启动经费能否按计划到位，关系着设备能否购入、实验如何开展。

2025年，东部某211高校理工科教授陈晓磊（化名）按原定预算采购了仪器，学校最终批准的科研启动经费却只有预算的一半，留下了设备款缺口。到2026年初，他尚欠供应商40万元。

其间，供应商多次催款，付款时间已超过合同约定的期限。陈晓磊甚至建议对方发律师函，好拿着函件催学校拨款，对方却没有答应。直到后续经费到账，欠款才得以付清。

除了已购仪器的付款难题，陈晓磊还得缩减后续设备采购计划。2024年刚回国时，他预计能获得约5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那时计划购买一台高端设备，约300万元。如今，他“压根不想这个事情了，以后也不可能有钱去买这个设备的”，因为连100万元的设备也要分三年付款。

为维持实验，他们转而委托外部测试公司检测样品。陈晓磊算过一笔账，外部单次测试也需要两三千元，且存在测试环节不可控的风险。

在他看来，实验室若有设备，学生便可以反复调参数、观察结果；外包测试虽能获得数据，却压缩了自主试验和个性化探索的空间。

为“找钱”发愁

与压缩支出同步，高校也在拓展经费来源。

杨昊提到，学院走访企业，如今还会半开玩笑地问对方：“要不给我们一点捐赠。”2025年，学院办公室新装的空调，便来自校友企业捐赠。

过去，学校对校友工作的重视程度不高，如今则开展了更多校友联络活动，也开始提供行业导师、校友导师等岗位。而在这些岗位的安排上，捐赠情况有时也会成为考量因素。

此外，学院更加重视与地方单位建立合作关系。比如2025年，学院曾赴西藏某高校走访和寻求合作。

为“找钱”发愁的还有教师。让杨昊和同事头疼的，是学校下达的科研经费指标。

2025年，学校下达给杨昊所在学院的年度科研经费指标为700万元，学院再按教师职称和人数分摊。这项指标既包括纵向项目经费，也包括横向项目经费：前者来自国家、地方政府科研计划的财政资助，后者来自企事业单位委托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项目。

纵向经费往往需要竞争申请，难度高、周期长。据杨昊观察，学院的纵向经费约占总指标的一半，其余部分需要靠横向项目补足。学校虽未明文规定横向经费的占比，却通过会议、私下沟通等方式，要求教师多承接横向项目。

补足经费缺口的压力，也由此落到了教师身上。

杨昊2025年的经费指标是12万元，最终仍有缺口，只好自己掏钱，还通过学生家里的公司完成横向经费“充值”的任务。那时，学院一位刚入职不久的教师也被分摊了6万元科研经费指标，最终只能找师姐的公司完成“充值”。

2025年，学院指标完成率为90%。即便没有完成，2026年的总指标仍有所上调。杨昊个人需完成的额度也超过15万元。而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经费才不过20万元。

横向经费还开始与年终绩效、职称评定等挂钩。

2026年上半年，学院曾讨论是否将科研经费设为必选考核项：即便论文发表成绩突出，只要未完成经费指标，年终考核是否仍会被判为不合格？

学院组织无记名投票，约三分之二的教师不赞成将科研经费设为必选项。但9月开学后，学院又通知教师，学校不认可投票结果，仍要求将其列为必选项。

类似变化也出现在其他高校。

浙江某省属院校的一位广告学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过去学校更看重教师承担的纵向课题，以及论文发表情况。但这两年学院开会时，领导明确希望老师多和企业接触，多找横向项目，为学院增加经费。

问题在于，并非所有老师都有人脉或渠道承接项目，文科教师尤其为难。上述广告学老师说：“现在整个行情都不太景气，人家企业也不一定需要，我们还是文科，都不知道能做什么项目。”

杨昊也见过教师为完成指标而四处寻找项目。

前段时间，杨昊与一家国企子公司负责人吃饭时，听到一位文学院教师当面拜托对方提供宣传片拍摄项目，以完成横向经费指标。

这位负责人说，过去五万、十万元的项目并不难办，如今企业内部审批也严格了，宣传拍摄费用超过一万元，就要经过多层审批，并论证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事情已不像过去那么容易操作。

在杨昊看来，如果科研经费指标不断加码，甚至需要教师动用个人关系和资金填补缺口，压力就不再只是“少花一点钱”，而足以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和精力分配。在这种“找经费”的压力下，他和同事也只能一边应付，一边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