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她靠打零工去了50多个国家
北京的房租加上水电等,平均每个月要花3200元,如果旅途中的住宿费每晚能控制在一百元左右,这部分支出就能基本持平;吃饭也一样,自己买菜做饭,也许跟北京点外卖差不多;最贵的是机票,但只要旅途时间够长,在某个地方待半年跟以前出游待八九天,交通费差不多,平摊到每一天,也“划算”。
责任编辑:刘悠翔

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徐雯抢座椅的海狮。本文配图均为受访者供图
徐雯开始重新“做人”了。每天早上10点多,她会到出版社的工作室,开始一天的签书“工作”,晚上八九点再回去。她刚出版新书《一个人的地球派对》,几天之内,要签完两千多本书。
这是她十多年来再次体会到坐班的感觉。她发现,人上班是不出汗的,穿一身运动装过去,晚上回去连一点汗渍都没有。前几周,她在越南和柬埔寨,每天只要出去一趟,浑身都要出很多汗,加上运动,一天得换三身衣服。“做人”的感觉新鲜,但好在只是一种体验,并不长久。
和徐雯的见面,在工作室里进行,后转场到咖啡馆。徐雯上身一件白色吊带背心,双臂的肌肉线条隐约可见,那是打泰拳、网球以及长期的健身习惯留下的痕迹;下身是卡其色长裤,脚上一双运动鞋。徐雯原本想穿拖鞋,觉得不好意思,去到工作室才发现,只有她是运动鞋,反倒显得过于“隆重”。长期的旅行使她的皮肤被晒成小麦色,整个人看起来健康强壮。刚坐下来,她嫌咖啡馆内要降低音量说话,提出挪至店外。在旅行中自由惯了,不想聊个天还要克制声音。
八年前,27岁的徐雯辞去记者工作,之后一直在旅行中过日子,四海为家。她没有房子、没有公积金、没有社保,全部家当只有两个大背包。她也没有多少钱,住过两百多家青旅和廉价旅馆,在消费低的国家,每天的住宿预算只有50元,以至于发财后的最大愿望,是住200元的酒店。
她没有非去不可的地方,不“刷”国家,但这么多年来,也在50多个国家或长或短地生活过。在塞尔维亚的塔拉森林,她度过了半个夏天,不时出去徒步;秋天又到英国一家寺庙做义工,推着独轮车将木屑运至花园;在泰国清迈,她学泰拳,差点要去参加泰拳比赛;在厄瓜多尔的一个群岛上,她看海狮、海狗,也看寿命是人类两倍的象龟;她也曾在亚马孙河的慢船上睡了三天吊床……
快乐来自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突尼斯老城区一家民宿暂住时,徐雯一搬进来,就发现门后贴着一张黄色信纸,左边是类似小楷的竖版中文,右边是法文,写着“也爱迢迢夏日长”。原来是在巴黎机场偶遇的一位学古汉语的法国人赠送给民宿女主人的。女主人看不懂,把它当画贴起来。徐雯感到奇妙,诗歌一千年后还在生长,南宋也可以与突尼斯接壤。
游离于某种社会体系之外,徐雯没有什么必须要干的事,也没有什么必须要维护的人际关系,毕竟,旅途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就像一个江湖,短暂的交集过后,大家继续走自己的路。她每天考虑最多的是吃和睡,就像一只动物,生活回归到最简单的层面。在厄瓜多尔看到象龟时,徐雯曾为它的寿命惊叹,随后升起一种谦卑之感,更在思考:为什么动物变成人叫进化,人变成动物就叫退化呢?如果有一天,一个人变成一只野生动物,会不会也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解放?
徐雯的经历并非人人可模仿,但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里,它仍提供了一种样本,在世上,还有这样一种活法:人不一定非要有必须围绕的主题、必须完成的目标,即使一直“悬着”,也可以活得很好。
“一旦权衡利弊,很可能就不会去做”
在香港一家公司工作的第三个月,徐雯请了半天假,去九龙塘地铁站看人。她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人流沿着栅栏形成一条移动的轨道。
那是2014年,刚毕业的徐雯去到一家新媒体公司上班,工作日常是大多数人都能想象的。早上十点上班,最迟八点四十五就要起床,洗漱、化妆、通勤,每一项都需要消耗精力。徐雯的工作内容一开始是写文案,把一些精致但不伦不类的词语组合在一起,让它看起来“高级”,后来做App创意,根据市场需求提出做App的方向。
即使工作能提前干完,也必须待满八个小时。办公室里永远26℃的室温让人无法感受到外面的环境,晴雨与她无关,她被隔绝在玻璃窗内,“像实验室里的无菌培养皿,培养的只是器官”。熬到下午六点下班,得买菜做饭,是最简单的那一类,蔬菜汤、煮面条等。吃完跑个步,一天就差不多过去了。隔天又要上班,如此循环往复。
徐雯只能感受到无趣。她似乎看到自己三五年后的生活状态:升级为更资深的打工人、拿多少工资、有多少天年假,像一些领导一样,努力变成一个中产,过着中产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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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吴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