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尽是含才量：南京的长期主义答卷

深夜，南京雨花台区软件谷的灯还亮着。棋盘石创始人王磊的团队每周两次在夜间迭代产品。加班后，王磊喜欢夜爬紫金山，这是他做“人生重大决策”的方式。常有人开玩笑，龙盘虎踞的紫金山，夜爬的不是文艺青年就是创业达人，再不就是睡不着的程序员。山下不远，是他创业的软件谷——南京第一个破万亿的软件产业集群，数千家软件企业聚集于此。

见证南京千年文脉延续的紫金山，如今又见证着南京满城涌动的新叙事。

11月1日，2026首届南京人才周启幕。近2000家用人单位携3万多个岗位集中亮相。活动以“聚金陵 创未来”为主题，从“人才日”拉长为“人才周”。灯火与号角，原本就是同一座城市的两副面孔：一边是深夜实验室里的迭代，一边是向全球人才发出的邀约。

青年踊跃参加2026首届南京人才周活动。（受访者供图）

这场邀约的底气，藏在城市的产业纵深里。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过去，制造业和重工业筑起了南京的产业骨架；今天，软件产业突破万亿年产值，紫金山实验室正在参与定义6G的未来，创建省级未来产业先行发展集聚区，一批批海内外人才和团队接连落地生根。从传统工业的过去，到脑机接口、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代表的未来，南京的能量从未缺席，并且扎得深，长得实，站得稳。

这是一座坚持长期主义的城市。90后脑机接口研究者王冉称之为“内啡肽城市”，不追风口、不只看眼前，把时间当作最可靠的盟友。

当发展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当城市竞争从拼补贴转向拼生态，南京积蓄的长期主义势能，正转化为面向未来产业与未来人才的确定性。

万亿之上

从南京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王磊进过大厂，多次创业，如今切入细分市场做AI会议录音终端。

“AI是一个加速器和放大器，既加速成功，也加速毁灭。”王磊带着一种技术出身创业者特有的清醒。他把团队比作“海啸上的一艘小船”，以尽量轻盈的姿态生存：嵌进飞书、钉钉的生态，承接大厂包不住的非标模块，每周两次迭代，把细分市场磨到无人可替。

棋盘石创始人王磊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这代表了AI时代南京一批创业者的共同姿态：有危机意识，坚决在场，敏捷高效，但不好高骛远。

“小船哲学”背后，是南京软件谷提供的托举。

王磊的办公室就在AI·镜界人工智能生态街区“智能体集散中心”的楼上。楼下展厅里，棋盘石的鼠标、录音工牌一字排开，供来访者上手体验。客户看完展区，上楼就能链接企业，产业生态具象化为一部楼梯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同一栋楼里，楼上楼下都是做软件、做AI的团队，走廊里、咖啡间里碰见就能聊技术、讨论模型调优。

“旁边有人一起往前跑，这种感觉很重要。”他说。

如果说王磊是受益于南京的软件产业基础，那另一位创业者徐徐则受益于这座城市的制造底蕴。

徐徐博士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曾任美国高科技公司首席数据科学家。专业日益精进的他，却开始触到看不见的职场天花板。

职场天花板的推力之外，更大的吸引力是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庞大体量。

为追求职业上更大的发展空间，2021年徐徐辞去工作、放弃绿卡，偕全家落地南京。

南京，是徐徐和凯奥思另外两位创始人共同选中的城市。三位来自南京都市圈的海归博士，用数学统计、大模型和现场数据为工业设备做智能检测。通俗地说，就是给钢铁厂、化工厂的大型设备当“智能医生”。南京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制造业基础，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广泛的应用场景和潜在客户。

如果说制造基础是已知的南京优势，那么团队得到的重视和推介，则超出预期。南京市区两级不仅提供了人才政策与房租补贴，还向团队引荐本地钢企，最终促成团队首单千万级的合作。

融资同样如此。2019年，拉尔夫创投联合邦盛资本完成了对凯奥思的千万元级天使轮投资，而促成这场“联姻”的场景之一，正是软件谷搭台的“i创杯”赛场。雨花台区青年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拉尔夫创投合伙人陈冬华后来解释投资逻辑：“凯奥思是精英创业，团队有深厚的技术储备，产品展示出‘同类最佳’的竞争力。”

“产品和技术是自己的事务，没有人能替你完成。但在寻找投资人和客户这件事上，尤其在最早期，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徐徐说。

从雨花台区第一单出发，如今凯奥思的客户覆盖钢铁、建材、有色、能源等多个行业。团队也从最初的3人成长为超百人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与“凯奥思归国三剑客”作出同样选择的，还有“90后”的脑机接口研究者王冉。他从海外顶尖实验室回到南京大学任副教授，依托南京大学脑机接口研究院创业，通过“创新在高校、创业在园区”，立志用技术解决脑机接口解码问题。

不管是本地青年人才从大厂出走、在软件谷里做OPC创业；还是海外产业人才带着技术与经验回流、在制造场景里落地；抑或是海外高层次研究人才回到高校，依托校地企的深度合作，在实验室与病床之间寻找技术突破。三类人才、三条路径，起点不同，选择各异，却共同汇入南京的创新生态。

南京软件谷焕发“最年轻”风采。（受访者供图）

这个生态由大量创业公司、技术人才和细分场景共同构成，团队对市场变化反应灵敏，政府的政策托举和各类服务又能直接触达企业。

也正因如此，南京的产业转型显得格外轻盈，人才在应用端找得到空间、接得住场景；既有从市场端、应用端长出来的创新创业，也有面向未来前瞻产业的技术突围。

在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江苏省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徐军海看来，青年人才决定城市的活力与未来，高层次人才决定创新的高度与方向。不同背景、不同赛道的人才都能在南京找到适配的发展空间，推动人才与城市、产业同频共振、双向成就。

产业托举和创业活力回答的是人才“愿不愿意来、能不能长起来”。但另一个问题随之浮现：人才不仅要在市场端创业就业，还要在创新源头参与定义问题。产业越大，越需要把人才链前移到创新链的起点。

如果说前面的故事讲的是人才如何在南京找到空间，接下来要回答的是，南京如何通过机制重构，让人才站到科技创新的“最初一公里”。

“最初一公里”

2025年秋天，南京经开区红枫科技园的枫叶正红。南京邮电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12楼的大会议室里，几十位参会人员畅聊到很晚才散场。

这是一场以柔性电子为专场的“双高协同”产教融合讨论会（即高新区与高等院校协同创新发展，推动优势学科与优势产业精准匹配）。台下是带着技术问题而来的十几家企业；台上，是南京邮电大学遴选出的8个教授团队。

活动由时任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科技镇长团团长，挂职南京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的钟凯组织。交流会的成果让钟凯很兴奋：不仅有当场谈妥并组建起来的合作项目，甚至有企业当即决定，依托合作成果成立新公司。

在红枫的见证下，一堵看不见的墙被撞开了一道口子。

高校科研多从教师兴趣和科研基金导向出发，成果自诞生起就缺乏转化价值；教师考核重论文、轻转化，企业与高校常常隔墙相望。在徐军海看来，这堵墙正是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问题：“过去人们习惯聚焦‘最后一公里’，即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却常常忽视‘最初一公里’的选题环节，即基础研究如何对接真实需求。”换句话说，谁定义问题，谁参与问题，谁为问题的答案埋单。

拥有全国顶尖科教资源，南京如何最大限度激活创新活力？答案是开展以“人才”为核心的机制重构。

南邮卓工学院落地红枫科技园，是机制重构的一个样本。企业出题、项目牵引、学生入园、导师跟跑，市场从立项之初就介入科研方向。研究生不再是先上课，再进实验室，最后才接触产业，而是一入学就站在企业与学校的交界处。教师也不再只有“发论文—评职称”一条路，社会服务型职称评价通道让做产业转化的老师有了制度上的名分。人才链一旦站到创新链的起点，校地之间就像开了一扇“任意门”。

这扇门，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试图开得更大。如果说南邮卓工学院是对“学生怎么培养、教师怎么评价、校地怎么合作”进行探索，那么江苏产研院则是用一整个创新体系和生态，为打通“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发展摸石探路。

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江苏产研院探索项目经理制、拨投结合、团队持股等改革举措。项目经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岗位，而是面向全球吸引创新团队、充分赋权并培育、落地创新项目的“主抓手”；拨投结合以财政资金先行补位早期研发风险，助力创新成果跨越“死亡之谷”；团队持股则让科研人员从“给别人打工”变成“为自己和团队干”。制度一变，人的积极性就变了。

机制重构不只发生在学院和院所，还在市级政策层面形成制度出口。

2026年，南京在人才政策2.0版中明确提出“3个80%”，明确把人才资源配置权和评价权更多交给市场和企业：80%的人才专项资金用于企业，80%的人才项目投向企业，80%的人才授权认定名额汇集于企业。也就是说，企业不仅是出题人、埋单人，也是人才配置和评价的重要主体。

在更前沿的产业端，源头破局的逻辑同样清晰。

紫金山实验室深耕6G产业，把南京在通信领域的科教积累、产业配套和政策导向叠加在一起，从基础研究阶段就瞄准标准话语权和定义权。

鼓楼区的脑机接口研究院，则把南京大学的多学科团队、鼓楼区方圆三公里内的十余家三甲医院、省市区三级政府基金，放进同一个园区。临床研究型病房、GMP中试厂房、孵化空间挨在一起，医生、教授、工程师、投资人近距离接触。而王冉把公司注册在这里，看中的正是超短距离的协作半径和高效配合。

90后脑机接口研究者王冉（右二）和团队在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从南邮卓工学院到省产研院，再到“3个80%”，南京的做法是把“人”放回链条的起点，让人才链引领创新链，再让创新链去咬合产业链和资金链。链条一旦咬合，“最初一公里”就不再是孤立的实验室决策，而是一场多方参与的提前对接。

机制解决的是人能不能站到起点，但站上去之后愿不愿意一直站下去，取决于另一件事：这座城市给人才什么样的日常。

“内啡肽”型城市

王磊喜欢夜爬紫金山。这项爱好从不缺同行者，南京地铁蒋王庙站晚上七八点总有人在路边拉伸、系鞋带、互相招呼一声就往上走。朝九晚九的徐徐习惯周末与家人一起去玄武湖、明孝陵走一走，秋天看银杏、春天看新绿。而王冉则喜欢上了网球。

南京的“水晶天”美如画。（受访者供图）

三种节奏，指向同一种可能：南京就是那个工作与生活总是交融合一的可爱的城市。

但如果只把这件事读成“宜居”，就浅了一层。在王冉看来，南京像“内啡肽”，主打沉稳、自律、坚韧、延迟满足。

一个人肯坐得稳“冷板凳”，前提是四件事同时成立：生存上不焦虑，精神上不荒芜，长期看有回报，日常里摩擦足够小。

南京这些年做的事，恰好是这四件。

软件谷的人才公寓，三居室月租两千一百元左右，班车直通园区门口。从“一张床”的短期落脚，到“一间房”的租赁过渡，再到“一套房”的购房支持，南京一套梯度化的安居政策，把一个人的生存焦虑压到了一个不干扰长期判断的阈值以下。

徐徐今年在南京购房，C类人才最高补贴50%，区里在市里基础上再叠加15%，“这样的政策非常实惠”。而一个不必为房租房贷分心的人，才有可能在一个技术方向上坐得下“冷板凳”。

其次，文化密度养出生活质感。公元五世纪，中国第一座文学馆出现在鸡笼山下。此后一千六百年，文脉未断。作为中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世界文学之都，文学早已嵌进南京街巷和社区的日常肌理，随处可见。

密度是可以丈量的。长江路1800米，串起三十余处文商旅载体资源，“无界博物馆”的构想正在这里落地。消除“边界”的不只有空间，还有时间，西起长江路的德基艺术博物馆每天开放至零点，推出的“金陵图数字艺术展”让观众可以“走入”千年前的城市生活。

紫金山、玄武湖、明城墙都在主城之内，城砖上还留着六百年前的窑口和工匠姓名，石象路两侧的石兽已经在原地站了六百多年。在南京，文化不是周末的仪式，山水也不是城市之外的远方。一个转身，便可邂逅。

在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张彤看来，高科技人才可能更需要这种兼具高品质与日常性的文化资源供给。

南京市民参与赛龙舟活动。（受访者供图）

与此同时，产业厚度托住职业预期。南京2025年软件业务收入突破万亿元，近九十万软件人才在这条产业链上落脚，其中软件谷每天约三十七万人穿梭在楼宇之间。这些人里大多数不会出现在融资新闻里，但他们构成了这座城市产业底盘的真实厚度。产业的厚度托住了生活的从容，生活的从容又反过来养出了做长事的耐心。

成本可以算，文化可以养，产业可以建，这些都有明确的投入边界。最难的是最后一件——政策与服务，因为它面对的不是某个指标，而是人才每一天可能遇到的“摩擦”。

摩擦是具体的：注册公司要跑几趟、租房补贴多久到账、机场大巴几点发车。这些事单拎出来都不大，但一件件叠起来，就是城市服务效率的刻度，也是人才愿不愿意在这里久留的理由。

南京把这些摩擦纳入人才工作的视野，并嵌进了整座城市运行的方式里，把人才的“关键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摩擦磨平了，服务才谈得上精准与人性化。

江宁区的江苏国际人才创新港是一次集中试验。十大类百余项人才服务事项一站式办理，从企业注册、财税托管、知识产权申报到融资对接，全生命周期“陪跑”。从楼上坐电梯下来，城市候机楼可以办值机、托运行李，机场大巴二十来分钟到禄口机场。

如果说一站式服务解决的是“办事的摩擦”，那么赛事路演解决的是“连接的摩擦”。今年以来，南京陆续铺开百场赛事、千场路演，推出大型纪实科创融媒活动《青年科创+》，还集中打造“赢在南京”双创赛事和“创在南京”人才路演品牌。对早期团队而言，一场路演未必直接带来订单，但它把投资人、客户、同行放进同一个下午，让“偶遇”变成制度化的可能。

做时间的朋友

把南京放进国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坐标系里，这座城市试图蹚出的路径开始显出轮廓。

南京有54所高校，集聚了一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驻宁科研机构，科教资源密度在全国城市中位居前列。但资源密度本身不构成答案，很多城市都有高校，难的是让高校的实验室、企业的产线、政府的政策、人才的人生规划，在同一套节奏里咬合。

南京的选择是，不把人才当作一个“引进指标”去冲刺，而是当作一项“长期资产”去经营。于是它的制度设计里，便带着一种清晰的十年尺度。

攀峰项目的“一人一策”，押注的不是一个短周期的考核产出，而是一个科学家完整的学术生命；安居体系从“一张床”铺到“一套房”，陪一个人走过求职、租房、买房、成家的完整周期；环高校创新圈把“最初一公里”做成可以走进去的生活空间，是因为从实验室到公司的这段路，恰恰最容易被忽略。

这三件事分别对应人才的生命周期、生活周期与空间流动周期。其背后的逻辑，都是为那些需要时间才能长出来的东西，预留出时间。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关键，正是把“人”的完整轨迹纳入制度视野。一座城市愿意等，人才才敢做长事；人才肯做长事，产业才可能长出真正的厚度。

短期的城市竞争，拼的是补贴、是口号、是抢人的速度；长期的城市竞争，拼的是产业纵深能不能接住人、创新网络能不能托住人、制度服务能不能陪伴人。

前一种竞争比的是谁出手快，后一种竞争比的是谁沉得住。而后者，恰恰是区域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分水岭。

而南京把筹码押在后一种竞争上。

南京软件产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零星起步到今天的万亿元规模，紫金山实验室在6G标准还远未定型时就开始下注，脑机接口研究院把三甲医院的病床和高校的实验室放进同一个院子。这都是需要长期押注、持续稳住的事情。

南京城市夜景。（受访者供图）

产业纵深、创新网络、人才制度的全链条融合，最终推导出一座城市与人才之间彼此托付的长期关系。

王磊还在紫金山下做他的“小船”，徐徐的客户名单越拉越长，王冉在实验室与病床之间继续研究他的脑机接口。三个人、三条路，却都在南京找到了稳步前行的节奏。

“人往往会高估自己一年能做成的事，也会低估自己十年能做成的事。”王冉这句话说的是个人，也像在说城市。

南京的人才工作，愿意沉下十年乃至更久来精耕细作，正应了本地一句老话：没得事，表烦哦。做时间的朋友，这既是一座城市的选择，更是一种有取舍、有胆量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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