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战后的日本，对中国有什么用？

孙歌 图/受访者提供

思想巨变中的六种人生，及他们的认识论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现象，你没有问我戈迪乌斯绳结是什么。”学者孙歌打印了我先前发给她的采访提纲，在咖啡馆里又将那些问题看了一遍。她随后说，AI这么发达，“戈迪乌斯绳结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确实不需要问了。

“不过，戈迪乌斯绳结隐含了一个思想史课题。”孙歌镜片后的眼睛发亮。她今年71岁，头发花白，脊背挺直，精神极佳。

孙歌2026年的学术新作《戈迪乌斯绳结：思想巨变中的日本》，书名中的“戈迪乌斯绳结”是一个细节待考证的历史故事。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率军攻入戈迪乌斯城（或译作戈尔迪翁），在神庙看到了戈迪乌斯绳结。神谕说，谁能解开这个复杂的绳结，谁就能统治亚洲。曾有无数勇者或智者尝试解开它，但都失败了。

故事有多个版本，流传最广的一版是，亚历山大大帝一剑把绳结劈开。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击败波斯第一帝国，成为亚洲之王，神谕得到应验。

199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的孙歌读到加拿大日本史研究者赫伯特·诺曼的一篇随笔《克里俄的面孔》，他在文中批判亚历山大的做法，孙歌印象很深：“诺曼认为，亚历山大没有直面、实际上是回避了问题。虽然快刀斩乱麻，但是不尊重事实、没有面对复杂性。”

2026年，孙歌重读《克里俄的面孔》，又读出新东西。她读出诺曼对暴力的批评。用暴力解决问题，暴力又引起暴力的对抗，引发出无穷无尽的糟糕局面。在现实中，政治家常常需要通过简单明快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在思想上这样做是有问题的。孙歌说：“用文字工作的人必须面对复杂的问题，它们无法用简单明快的方式解决。用亚历山大的方式一剑劈下去，相当于考试的时候作弊。”

1990年代初，孙歌离开文学研究的本业后，在漫无目的的阅读中接触到日本战败后的各种杂志。其中，学者鹤见俊辅写于1957年的《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一文，“如同一道闪电划开夜空一样照亮了我眼前模糊的风景，让我久久无法忘怀。”她当时没有精力和能力深入讨论鹤见提出的问题，但知道早晚有一天要处理这个问题。自由主义不能被简单、生硬地讨论。

接下来，她“被其他更紧迫的研究绑架”，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三联中读”邀请封闭在家的孙歌录音频讲座。她想到鹤见俊辅的那篇文章，鹤见为她提供了“潜在的思想能量”。

孙歌长时间地浸淫在1950年代。对全世界来说，那都是重要的十年。冷战格局建立，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长期将军事力量留在日韩，麦卡锡主义在美盛行……日本处于战后的阴影和盟军总司令部的接管下，被导入了美式民主机制；经历了日本侵略战争的人，都不能逃避尖锐的现实和战争的影响。

在孙歌的定义中，日本思想的“战后时期”随着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一两代思想者的活跃开始，随着他们退出思想领袖的位置而结束。她以日本战后时期为时代背景，尽量贴近生活经验地讲述平时思考但用论文体裁不易完整呈现的问题。这个过程一点儿也不轻松，但很快乐。从录课发展到写书，孙歌经常半夜余兴仍在，忽然冒出灵感。

在《戈迪乌斯绳结》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六位“战后时期”的思想者如何拒绝亚历山大大帝一剑劈开绳结的诱惑，直面日本战后的复杂处境和问题。“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日本的思想家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最关心的战争责任，还包括了如何重建日本社会、日本这个国家要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以及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防止日本再重蹈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覆辙等一系列的问题。”

致力于推进日本民主的外交官诺曼、跨领域哲学家鹤见俊辅、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思想家丸山真男、文学研究者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