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革”历史的真相

当代人如果不将自己在这场大变动中的所知所感所思记录下来,而是听任师东兵、林青山之流的著述谬种流传,这将是对后人、对历史极大的不负责任。

责任编辑:刘小磊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无疑是当代中国史上最重要的一段。它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左倾路线发展到极致的一场祸国殃民的“十年浩劫”,又以全面“左”祸的极端形式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物极必反的起始条件。但“文革史”的研究却举步维艰。在“宜粗不宜细”的框框下,档案不能解密,学术研究就开展不起来,严肃的史学著作寥寥无几;不负责任、胡编臆造的“纪实”类作品却充斥坊间,成为一般读者了解“文革”内情的重要信息来源。这种现象,令人担忧。

寻找“文革”历史的真相,比研究其他历史更加困难。这不仅因为“文革”是一段痛史,与现实太近,政治敏感度强,还因为“文革”中许多会议和事件是没有记录的,档案文献的记载很不完整,太多事件的内情需要依靠当事人的回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知情人大多不愿谈,或不能谈。现在,这些知情人都已进入暮年。当代人如果不将自己在这场大变动中的所知所感所思记录下来,而是听任师东兵、林青山之流的著述谬种流传,这将是对后人、对历史极大的不负责任。毕竟,亲历者在历史现场的切身感知,是后来人很难体会到的。我与阎长贵先生的交往,就是从我们对“文革”史研究的这些共识开始的。

阎先生在“文革”初期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直接服务于江青等人,能够在中枢机要行走,具有历史现场目击者的“证人”身份;同时他又是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学者,把留存一段真实的历史视为“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努力推动“文革”研究的开展。近年来,他撰写了许多研究“文革”的文章,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厘清了一些重大史实,在国内外学界很有些反响。阎先生的文章恰如其人,朴实、平易、严谨、周密,言必有据,史识高远。朋友们曾建议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方便读者阅读。现在,他和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同事王广宇两人合著的《问史求信集》一书终于由红旗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可以说是学界的一件幸事。这是一部凝结了作者多年心血的力作,值得反复阅读。

近距离观察的视角

《问史求信集》的写作,出于“当代人应当修一部当代信史”的信念。全书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历史史实的考辨;二是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三是对“文革”的反思和认识。两位作者都是“文革”历史的亲历者。阎长贵是江青的第一任机要秘书,王广宇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他们不仅得以窥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许多幕后内情,还曾亲自参与过“文革”初期一些著名事件的处理过程。当年红卫兵小报刊载的“中央文革首长”讲话中,就有多篇阎长贵接见红卫兵组织的讲话。王广宇也参与处理了许多事情,是所谓“二月逆流”的怀仁堂会议记录稿的惟一还健在的见证者。

在亿万人民仰视“文革”首长耀眼的神圣光环,狂热地聆听来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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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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