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能改变多少种命运？

高黎贡山中，野生动物摄影师、野性中国创始人奚志农在寻找野生动物的小径上。（塔迪/摄）

“本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的商业合作，没想到做了件很想做的事。”

野生动物摄影师、野性中国创始人奚志农收到户外品牌狼爪的合作邀约时，完全没料到对方是要支持他重启二十年前开始做的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这个品牌有点不一样。”

一张照片，几种人生

80年代的中国，几乎没有人拍摄野生动物。奚志农第一次真正走进这个领域，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1983年，19岁的奚志农作为摄影助理的助理，加入了一个科教片的摄制组。因为设备、资金以及经验等等的限制，当时的摄制组只能从学校借来黑颈鹤的标本，放在草丛里，进行近景的拍摄。为了拍摄橙翅噪鹛亲鸟哺育幼鸟的镜头，摄制组把即将离巢的幼鸟的腿拴在树枝上，拍完以后却没有人去解开。第二天摄制组回到现场才发现，幼鸟全都在树枝上吊死了。看到这样的惨状，奚志农下了一个决心：“我要把摄影学会，拍自由飞翔的鸟。”

此后，他拿着相机在路上跋涉了四十多年。

高黎贡山中，拍摄途中休息的奚志农。（塔迪/摄）

在那个年代，奚志农看过的优秀野生动物影像都来自国外，“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我们所看到的中国野生动物的影像却几乎没有。”

那时候，林业系统出版的中国濒危珍稀物种画册里的照片，绝大部分都是在动物园拍的。

后来，奚志农在寻找和拍摄野生动物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其中有保护区的巡护员、研究人员和当地的原住民。

在拍摄之路上越走越深的他发现，通过影像保护野生动物仅靠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天天在山里巡护的保护区一线工作人员，常常“偶遇”野生动物，手里却连一台数码相机都没有。

2004年，奚志农拿到了一笔来自相机品牌的代言费。他没有用来更新器材，而是找到了品牌方：“我想把这些钱换成设备，你们再给我一笔钱来做一期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怎么样？”最终，他得到了品牌方的支持。

2004年12月，第一期训练营在北京开班。

当时全国两百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艾怀森主动响应了奚志农。

奚志农打电话给艾怀森说要办训练营的时候，艾怀森非常支持：“我们当时正在跟踪白眉长臂猿，想通过一个明星物种推动保护区的精细化管理。训练营的出现让我们有了很大的动力。”

多年扎根高黎贡山的艾怀森，时刻都在思考此地的野生动物需要怎样的保护方案。

艾怀森派了两位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李家鸿和孙海涛去北京参加第一届训练营。

李家鸿是高黎贡山保护区隆阳分局的职工。1997年3月，他在山里的基地劳动时，突然听到一阵非常洪亮的叫声。护林员告诉他这是“黑猴”（当地老百姓对长臂猿的叫法）。他对这个声音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开始在整个隆阳区的范围内寻找长臂猿的踪迹。

这一找，就是七年。

2004年，他参加了第一届训练营。在训练营里，老师们分享了很多优秀作品背后的故事。“原来拍一只鸟要守三五天，拍一只猴子要守几年。”他深受触动。训练营结束后，奚志农给每位学员配发了一套相机，允许使用九个月。李家鸿拿着这台数码相机回到了高黎贡山。当时他的工资只有几百块钱，个人根本买不起一台几万块的相机。

2005年5月，李家鸿终于拍到了第一张清晰的白眉长臂猿照片。那天早晨，长臂猿的叫声传来。他循着声音翻过山梁，在转弯处突然听见树叶“唰”地响了一下。一只长臂猿挂在树枝上，回过头来看他。李家鸿连续按了三四下快门，“当时已经不是兴奋了，简直气都喘不过来。”

李家鸿拍到的中国首张白眉长臂猿野外影像。

这张照片，让白眉长臂猿第一次以清晰的影像出现在世人面前。此前，这个物种在野外几乎没有被镜头记录过。

这张照片让白眉长臂猿开始受到更精细化的保护，也改变了李家鸿。退休后，李家鸿依然保持着拍摄的习惯。

2026年9月份，李家鸿又一次回到了高黎贡山，寻找并拍摄白眉长臂猿。他脚下走的这条小路，总是铺满落叶、湿润易滑，弥散的水汽常常将护林员和影师的裤子、鞋袜湿透。

2007年，艾怀森在陕西秦岭参加了那一年的训练营，“奚老师授课期间，将影像从发展到保护贯穿全程。”参加完训练营后，艾怀森把“用影像保护自然”理念落地到了高黎贡山保护区的具体工作里，总结了一套可操作的方法，用影像让公众看见保护区的美，激励公众一起参与到保护中。

2010年，奚志农在艾怀森的建议下，将训练营第一次放在高黎贡山举办。当时条件简陋，没有住宿，北京的几位朋友捐了一批军用帐篷，学员和老师们都住里边。

那一期的学员里，有个叫范毅的人，提前两天从昆明坐火车去高黎贡山，帮忙做准备工作。第二天晚上，他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去了山里的黑水潭。“刚转过黑水潭的转角，我就被镇住了。起码有七八百只蛙在同一场景当中，不同种类，声音此起彼伏。”

训练营对他的人生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我不是一个孤独的人，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大的群体在关注自然。”

近几年，范毅每年都会在雨季重返高黎贡山，用微距镜头记录下各种绮丽的真菌。在野外拍摄的经历，总是让他内心充满快乐能量。

训练营结束后，范毅回去就辞职了，转行成为职业的野生动物摄影师。此后，他走遍了六十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无人区，从拍动物，到拍高山植物，再到拍真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摄影闭环。

在高黎贡山举办的其中一期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营员们留下了一张大合影。

从李家鸿到范毅，训练营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培养了近八百名摄影师。这些人散落在全国的保护区、山林、高原，像种子一样生长。

奚志农对这个数字并不满意。

“办那么二十年才不到一千人，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比起来，实在是太少了。”奚志农不止一次提到，训练营缺少稳定的项目体系和结构，没有专人负责。早期，每年办训练营都要先找钱，找到资金才能办。训练营在2009年就曾因为没有资金而轮空了一年。

真正让训练营陷入困境的，是近几年发生的变化。

训练营的停摆与重启

2020年起，训练营因各种原因被迫中断。

实际上，奚志农一天都没有停过。

奚志农在此期间一直在用更多形式延续“用影像保护自然”的理念，探索与企业合作，举办青少年训练营。他多次毫不避讳地坦言，传统的训练营模式确实进入了瓶颈期，没有专人负责，也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我一个人思考没用，得有人去落实。”这些年奚志农一直在思考训练营该如何升级，“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只停留在想的层面。”

今年，转折开始发生。

2026年3月，奚志农与狼爪合作，举办了一场小规模的、面向社交媒体上有影响力的影像博主的训练营。在此过程中双方都发现，大家在“用影像保护自然”“户外公众教育”上有着志同道合的愿景，于是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的重启一拍即合，规划首期于2027年春季落地。

2026年3月，面向影像博主的训练营上，奚志农和影像博主在拍摄前的交谈。

重启后的训练营，跟二十年前相比有一些变与不变。

首先依然不变的是，训练营继续培养自然保护区一线工作人员，输送生态摄影师。在此基础上，训练营还将面向在社交媒体上有影响力的自然爱好者，扩大“用影像保护自然”的力量。奚志农认为：“未来的训练营，除了一直延续赋能保护一线的保护工作者以外，还要加入在网络平台有影响力的博主，让他们也成为‘用影像保护自然’的推动者、参与者和宣传者。”

此外，还有面向青少年的训练营。2026年7月，奚志农在四川喇叭河举办了一届青少年训练营。有19名少年从2680份投稿中脱颖而出，最小的营员只有10岁。

训练营还要兼顾人与野外、野生动物如何相处的公众教育。

奚志农说，如今越来越多城市里的人涌入荒野，却容易因为种种原因而打扰到自然。如何引导、纠正，怎么帮助进入自然的公民行为更规范，这可能也是训练营要考虑的问题。

过去，每期训练营开课时，奚志农在第一课里都要重点讲到，“当你在一张好的照片和野生动物的安全之间，你一定要选择野生动物的安全，不能因为你的拍摄去影响到野生动物的安危。”

此前的某一期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中，奚志农正在讲解。

这张照片未来将如何继续与不同的命运交织？

延续这张照片的故事

三十年前，深入可可西里拍摄藏羚羊的奚志农面对的命题是“怎么阻止杀戮”。他在多年的山林跋涉间，用一张张照片回答了这个问题。

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荒野，新的命题变成了“怎么不打扰自然”。

来自德国、有着四十多年历史的户外品牌狼爪，相信野外永远属于所有人，走得更远，是为了更好地亲近自然。这一次，狼爪选择站到了训练营的身后，成为奚老师的同行者，为中国户外摄影师队伍的培训和壮大，提供户外装备、资金和宣传等支持。用奚老师的话说，把“用影像保护自然”的火种一起传递下去。

二十多年，八百个人，从奚志农一个人背着相机走进荒野，到八百个摄影师散落在中国的山林与高原。这八百个人中，有人让高黎贡山中的白眉长臂猿第一次被看见，有人让秦岭水下的细鳞鲑的美首次走出山野，有人让唐家河保护区的灰冠鸦雀在被命名一百多年后拥有了第一张野外照片。

2026年，训练营的老、中、青三代再次重聚高黎贡山。（塔迪/摄）

2007年，奚志农和训练营讲师董磊在四川唐家河国家级保护区首次拍摄到灰冠鸦雀。

一个又一个普通人拿起相机、走进山林，把看到的生命讲给更多人听。

被看见，是保护的第一步。下一张照片会改变谁的命运？

2027年春天，训练营重启，答案还在路上。

（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