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是什么颜色？答案藏在景德镇——“东方传统色彩计划”唤醒沉睡百年的陶瓷釉色

明清御窑厂数百年窑火熄灭之后，大量落选御瓷被就地砸碎掩埋。数万瓷片沉睡地下，记录着矾红、霁蓝、甜白、天青等曾经专属于皇家的釉色。过去，这些色彩只存在古籍文字与传世器物之中，只有文字描述，缺少标准化的颜色数据。

如今，考古专家、色彩实验室走到一起，依托“东方传统色彩计划”，研究者从海量景德镇御窑标本中提取釉色，把窑火淬炼出的缤纷釉色，转化成可以被现代人读懂、复用的陶瓷色卡。碎瓷不再只是考古标本，通过色卡打开了理解中国传统色彩的新窗口。

一、昌南与一座因年号得名的城市

民国时期，学者许之衡曾在《饮流斋说瓷》中感叹：“瓷虽小道，而与国运事变隐隐相关焉。”景德镇的故事，正是这句话的生动注脚。

这座城市的瓷业，有的说法称，南北朝陈朝已“烧制贡瓷”，《浮梁县志》记录，陈至德元年“诏新平以陶础贡”。而“陶础”是建筑陶构件，不是瓷器，且“再制，不堪用，乃止”。一次不成功的陶构件征调，难以当作瓷业开端。

景德镇成规模烧瓷约在中晚唐。兰田窑、南窑的唐代遗存，把当地制瓷起点推到九世纪前后。此前景德镇与朝廷的联系很有限，柳宗元《代人进瓷器状》常被引用，但“饶州尝贡瓷器”等关键信息出自后人为柳集所作注文，不能当作景德镇唐代贡瓷的证据。

转折在北宋。景德元年，昌南镇烧出莹润青白瓷进贡，宋真宗大悦，将年号“景德”赐给此地。昌南镇由此改名景德镇，成为中国少有的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城市。《景德镇陶录》说：“其器尤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于海内，于是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此后景德镇迅速崛起，与汝、官、哥、钧、定诸名窑并称，登上古代官窑史舞台。

（景德镇窑青白瓷印花双凤纹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历经千年的官窑史

一般来说，官窑的定义分为两种，一种是受官方监督和定制的民窑；另一种是专门建造的皇家瓷厂，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窑。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南北朝时期的陈朝，景德镇便开始了烧制贡瓷的先河。到了宋代，凭借先进的瓷器生产技术和庞大的产业规模，景德镇富甲一方，成为“纳税大户”。《宋史》记载“（元丰五年）八月，置饶州景德镇瓷窑博易务”，“景德镇瓷窑博易务”就是国家专门针对景德镇而设置的一个机构，以便对景德镇的瓷业实行垄断式的“国家专卖”制度，也可视为“官窑”的变体。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以后，北方的定窑、汝窑等窑场的不少能工巧匠随宋室南迁，汇聚到景德镇这个群山簇拥庇护的世外“陶”源。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匠通过融合创新，将原本光素无纹、器形规整，釉质润白如玉的青白瓷烧制得更加风姿绰约，形成了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系。

宋代，景德镇的陶瓷谱系已极为丰富，几乎涵盖所有日常与陈设器型。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宋代的景德镇还初步形成并奠定了以“七十二道工序”为核心的手工分工合作生产体系。此举将此前不自觉、零散的匠人经验，转化为了可传承、可推广的规范化知识与标准化流程。

（当代景德镇一陶瓷工作室正在制作陶瓷）

在宋代的基础上，元代的景德镇瓷器继续保持“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审美标准，以元青花和釉里红等彩瓷为代表，熟练掌控了各种呈色剂的发色规律，推动了陶瓷与文学、书法、绘画、雕塑的融合，奠定了景德镇“千年瓷都”的地位。

公元1278年，元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烧造官府用瓷的“浮梁瓷局”。全国最优秀的制瓷工匠向景德镇集中。随着在景德镇东北部发现了高岭土，当地瓷胎配方得以从单一的瓷石革新为“瓷石+高岭土”的二元组合，不仅提升了瓷器的品质，还使得人们对烧瓷材料的认知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

（高岭土矿山）

三、明清御窑厂，追求极致的典范

明清两代，景德镇迎来官窑史上的鼎盛期。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珠山以南建立御器厂，专门为宫廷、礼制、外交烧制瓷器。清代改御器厂名为御窑厂，延续明代御窑制度，原料越发考究，工艺越发精湛。

御窑厂有一条严苛制度：成品但凡稍有瑕疵，便会被砸碎，按釉色分坑掩埋，严禁流入民间。

严苛标准催生出登峰造极的工艺。永乐青花，宣德釉里红，成化斗彩，嘉靖五彩……一个个名品在这里诞生。

据了解，明清时期御窑能够烧制的陶瓷品种多达三千余种，仅红釉，就分出钧红、郎窑红等不同体系。数百年不计成本的投入，把景德镇推上世界陶瓷工艺的顶峰。

清王朝终结，御窑厂的官方烧造制度随之落幕。

（景德镇御窑古遗址局部）

烧造御瓷的窑火熄灭，但属于御窑的故事，则从泥土之下浮出。

四、没有进宫的，也是珍宝

1982年，修路工人在景德镇珠山中路，偶然发现明代瓷片堆积，御窑厂遗址就此重现人间。

2002年，遗址开启大规模主动性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拼对修复出上千件古代官窑瓷器。2003年度，御窑厂遗址考古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御窑厂遗址，图源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微信公众号)

2020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正式挂牌，依托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承担遗址保护、标本整理、文物修复、古陶瓷研究等工作，也成为景德镇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其中有一件广为人知的修复文物——“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位昔日的“落选者”未能进宫，只得深埋黄土之下沉睡数百年；而今却被精心修复，以“岁岁鸭”这个亲切的名字重放光彩，成为连接古今的“明星”。

（‌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熏‌，现藏于‌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分为上下两部分，腹部可放香料，烟气从鸭嘴散出；器底有青花“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

（文创“快乐奔跑鸭”，图源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微信公众号）

这座博物院真正的宝藏，藏在库房的残片之中。正如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博士所言：“传世的瓷器是文明，埋藏在地下的瓷片也是。”

出土标本时间跨度从晚唐延续至民国。相比流传有序的传世瓷器，地下出土的碎瓷，地层信息明确，更便于还原古代原料、釉料配方与烧制工艺。

五、从陶瓷中，提炼“china”的颜色

陶瓷行业有一句老话：“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在瓷器的三大视觉特征中，色彩，比造型、纹样更醒目。其奥秘在于，瓷器色彩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胎釉机理、材料成分紧密关联。

“陶瓷是一种复杂的工艺，以釉料为载体，金属离子在高温环境下呈现出独特的光谱特性，最终凝固成我们眼中的颜色”，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博士说，要理解古代工匠为何烧制出那么多绚丽的色彩，就必须将其置于完整的工艺“上下文”中，这也正是复原御窑瓷器色彩的难点所在。2022年，在院长翁彦俊的带领下，御窑博物院联合国内外知名机构与高校成立了古陶瓷基因库，目前已收录3000套标本，积累近百万条基因数据。

（古陶瓷基因库，图源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微信公众号）

这为系统性地开展瓷片色彩的采集与分析，奠定了基础。

御窑陶瓷的色彩，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文化的载体。从铁红釉的深沉热烈，到霁蓝釉的庄重肃穆；从娇黄釉的温润如玉，到孔雀绿釉的青翠欲滴——每种颜色都凝结着一段工艺的突破，甚至一种精神的寄托。这些色彩或源于天然矿料的淬炼，或成于窑变偶然的馈赠，其命名背后，暗合着礼制规范、哲学观念与工艺迭代的复杂线索。

然而，长期以来，这些色彩的命名、来源、工艺与文化内涵，散见于文献与器物之间，缺乏系统梳理与科学界定。正因如此，对御窑陶瓷色彩进行整理与再现，不仅是对传统工艺的致敬，更是对东方色彩基因的抢救性挖掘。

《景德镇御窑陶瓷色卡》的编写，正是这一探索的结晶。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博士，凭借其深厚的学术积淀与长期的考古实践，展开了对御窑陶瓷色彩的系统性“考古”，带领御窑博物院肖鹏、方婷婷、李子青、张江、汪哲宇等团队成员，从传世文物、历史文献与工艺记载中溯源出十四种代表性御窑釉色的色彩谱系。

在色彩采集与数据化方面，依托“东方传统色彩计划”的技术支持单位——清华大学艺科中心色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宋文雯及其团队、清华青岛艺科院色彩实验室，运用国际领先的超光谱分光测色设备，将玄妙的“天青”“甜白”等色彩样本进行高精度检测，将其转化为RGB、CMYK、Lab等标准色值。

（清华大学色彩研究所研究人员拍摄色彩采集过程）

（清华大学色彩研究所研究人员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测量陶瓷色彩）

这一过程，开启了传统色彩研究从经验判断迈向科学量化的探索，为其在现代设计、教育、文创等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每一个陶瓷色号，都对应真实文物。

它不只是研究者工具书，也是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景德镇御窑陶瓷色卡》犹如一把钥匙，让曾经专属皇家的色彩，走入寻常百姓的视野。为解锁霁蓝釉、甜白釉、紫金釉等为大众耳熟能详的传统色背后蕴含的独特工艺与深厚的社会文化基因。

以色卡为引，让曾经深埋的御瓷色彩“活”起来，在现代设计与审美中重新流行，在与时代的对话中，开启属于“china”的新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