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企业家最有型

       这是一个经济带动的时代。成功的企业家成为公共明星和受人景仰的英雄。在他们身上，集中了过多的荣耀或非议。如果说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且产生了英雄的时代，他们正是应运而生。站在这个队伍前列的，已经被媒体和市场训练得比较有型了。他们已经能够在镜头前侃侃而谈，语言得体。有时，看到这些英雄们在聚光灯下演讲，我会在大脑里嫁接出一些蒙太奇镜头：想象三十年前，这些“孩子”的样子。毫无疑问，当时所有人都不会看出他们会长成今天的样子，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展现出这样的生机。这一批企业家的青少年时期，中国没有企业，没有企业家（只有国家组织生产的机构及其领导干部）。一句话，这一批企业家没有家承，“白手起家”。
　　在倒转三十年时光的场景里，青年刘永好先生曾经眼巴巴地守着鹌鹑屁股，憧憬它一分钱一分钱地往下掉（一个鹌鹑蛋一分钱利润）而累积的美好未来。这真是对三十年新时期的一曲经典颂歌。
　　总而言之，这里说的是，在今天的中国，一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里开始历练的新一代企业家已经出落得有模有样。他们正在掌握现代企业的基本理念，获得现代企业家应该具备的品质，特别是试着用现代企业家的语言塑造自己的形象和跟公众沟通。
　　正是基于转型历史太短的原因，即使在今天看来最精英的中国企业家，在公元2000年前，也基本上没有使用过“企业社会责任”之类陌生的概念。记得一位公众形象良好的，差不多跟刘永好先生一样从市场起步的企业家说过，他是在千禧年以后，在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周末等媒体影响下，开始接受、使用和传播这一观念的。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是资本高度文明的产物。而我国有一段商品经济被中断的历史。前两年，在中国最大的一个城市里，一家私营商铺的门上写了一行“始于1982”的小字以标榜老字号。这样的招牌一定让1980一代青年感觉错愕，跟自己的年龄一样大也能称为老字号，上一代人在做什么！但事实正是这样。始于1982年之所以值得标榜，是因为那时中国私营经济还没有大量复兴，而当时兴起的，到今天又有大部分已经“消失”。
　　可是，就世界范围来说，已经存活的历史最长的企业，甚至“比资本主义的历史还长”。日本一家企业已经有1431年历史了，“始于”我国的隋唐时期。而更一般的情况是，日本的百年企业有2.1万家。其实，所有在近现代以来，私有产权没有被社会革命全盘颠覆过的国家，这都是很自然的，许多欧美国家正是这样。但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中国，人们只能仰望1982。但中国虽然没有百年老字号的企业，却存留着百年的商业品牌，它们身上有着产权被改变过后留下的痕迹。
　　以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新近引入的概念。时到今日，更多的企业家还没有熟练掌握这一“会话”的本领，在说完“企业社会责任”一词以后便开始舌头僵硬。虽然谁都知道，产出合格产品，照章纳税，是企业的基本责任，再加上做一些公益慈善，就是社会责任了。
　　而“生产合格产品”也并非容易的事，尽管它只是企业的法律责任。在南方周末近日于成都举办的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上，“三聚氰胺”一词被与会企业家们多次提起。谁都希望这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探底”性的事件，因为再向下的空间是不可设想的。
　　德鲁克的社会责任理论把企业责任分为消极责任和积极责任。你破坏了自然生态，制造了空气及水污染，带来了噪声及交通堵塞，这是你的组织行为的直接影响，无论是有意造成还是无意造成，企业都应该对消除或减少这些影响负责——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项社会责任，通常也是法律责任。不能履行这部分责任，企业就应该失去生存之道。
　　提高效率，降低能耗，这一重大的社会责任，在中国目前的某种观念里，往往只是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你的生产效率低下，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数十倍，也许你的生产行为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范围，能找到暂时的合理性，但按“善行地球”和可持续的社会责任理论，终归是“不负责任”的。
　　来自法国必维国际检验集团的张万泽先生在年会的演讲中说，对腐败问题的应对，也涉及企业的社会责任。虽然一般来说，这应该纳入遵守法律的“较低级责任纲领”，但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法治和管理水平，企业很容易陷入灰色地带，国外的一些企业把在本国会受到严厉制裁根本不会考虑去碰的行为，也入乡随俗带到了中国，所以，拒绝腐败就成为“相当高标”的企业责任了。
　　善待员工作为的社会责任，目前已经有共识。假如你不给员工买保险，到员工失去工作能力以后，他就成为社会负担；假如你不给员工合法的休息和加班补偿，假如你因为不负责任的组织而伤害了员工的健康，这也是让员工和社会为企业超额负责了。这方面中国企业的路子走得摇摇晃晃，但到目前看来，开始走上一条上行线。
　　积极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出于道德良知而自觉承担社会问题的责任。例如企业的慈善捐助行为。2008年中国企业因对地震灾区的慷慨捐赠而被称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元年”。的确，这是一次企业社会责任的检阅和提升。但德鲁克也说了，善意并非总是意味着你承担了社会责任。他指的是，企业“盲从”某些社会责任的“压力”，会影响完成其主要的任务和使命。
　　实际情况是，当公众对企业产生某种道德责任期待的时候，甚或政府发出号召提出要求的时候，企业可能会因为感觉到压力而“盲从”。而企业也可能把捐助作为一种指望“收获美誉”的投资。他们把钱投出去，媒体一报道，就已经“收回投资”了，不对其后的使用途径和效率负责。当官方媒体报道七成捐款进入了财政账户，也并没有见到一家贡献了大笔捐款的企业发出过相关质询。与此同时，却有一位企业家因为提醒员工量力而行不要屈从于道德压力，企业和企业家本人都受到来自公众舆论的“压力”。
　　中国企业在不到三十年时间，已经由小到大，由草创而“成型”。一些上市企业在2005年前后，已经开始编制社会责任年度报告。在这个曾经上学就会背诵“自从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沾满了肮脏的鲜血！”和“只要有百分之两百的利润，资本家就敢于铤而走险”的“资本定律”的国度，企业和企业家正在获得越来越正面的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也正在走向成熟。
　　如果一切发展顺利，或许可以说，到今天为止，未来中国社会的大企业家队伍雏形已经基本排列到位，像刘永好先生那样的奇迹，作为一种平民理想，已经成为永远的神话。这次年会论坛上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先生引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介绍，美国富豪里最富有的25个人的一个共同点是，都是在1830－1845年这15年中间出生的，在那个大开发时期，他们进入了铁路、电力、建筑和交通等重要行业，运行至今。再过一百年，今天中国的哪些企业还在为这个社会承担着最为人称道的责任？这种猜想只能由未来的历史去回答。但可以确信的是，从长远看，只有真正理解并且正确实践社会责任的企业，才会拥有长远的未来。
　　让我们记住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描述：做一个有道德标准、遵守法律和国际准则、反对腐败的企业；做一个对人负责、实施员工发展计划、反对歧视和不公平的企业；做一个保护环境、使用清洁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的企业；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企业。
　　注：本文部分资料引自南方周末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的嘉宾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