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面向纽约讲话的加尔各答公共知识分子

    帕沙·查特吉（Ｐａｒｔｈａ Ｃｈｔｔｅｒｊｅｅ）生于１９４７年， 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ａｌｃｕｔｔａ）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印度“庶民研究”（又称为贱民研究或底层研究）学派的主将，对当代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研究具有创造性的贡献，被誉为印度最重要的批判知识分子，是出生于亚洲同时被第三世界及英美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重要学者。

　　６月１６日，上海城隍庙。
　　当帕沙·查特吉风卷残云般地吃下“一大盆”臭豆腐干时，陪同翻译心想，也许差不多了，可他又把手指向了柜台上陈列的各色小吃。
　　这其中包括小汤包、鸭肫肝等。
　　后来，这个身着鲜红色短袖Ｔ恤衫的印度小老头登上了可以俯瞰浦江两岸风景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只逗留了不到２０分钟，而在底层的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他流连的时间却超过两个小时。
　　他不断地拍照，痴迷于一张张上海老照片，尤其对旧租界头缠黄、红头巾、满脸大胡须的印度巡捕感兴趣。在著名的外滩，他没有发出任何惊叹，只是说“仿佛到了孟买和加尔各答”——这些城市都留下了西方殖民者的类似建筑。
　　前一个下午，他刚刚应邀在上海大学举办的“亚洲文化研究上海研讨会”上做了开幕演讲，题目为《二十一世纪的农业文化》。
　　他的代表作之一《被治理者的政治》本月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版。

“底层能说话吗？”
　　“他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古老的底层研究，”他的学术盟友，出生于孟加拉国而成名于西方学术界的著名后殖民理论批评家盖娅特丽·斯皮瓦克在评价该书时说，“但是，我们听到的却是一个面向纽约讲话的加尔各答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
　　１９７７年，在美国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不久即回国工作的查特吉参加了著名学者古哈领衔的底层研究小组，最初这个团队只有８位成员，除了古哈外，几乎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并共同坚持古哈关于早期底层研究的纲领性论文《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的观点，即印度的史学研究长期以来被殖民精英主义和民族精英主义主宰，而底层研究的最基本课题就是把被这两种精英主义史学所遗漏和抹杀的“人民的政治”揭示和呈现出来。
　　“印度的政客，权贵、工业家等所谓的精英阶层，他们把现代政治这个概念带给了印度人民，塑造了印度人民的政治意识，但他们始终都不承认印度人民或是底层阶级拥有任何的政治意识。”查特吉说，“底层研究希望能够指出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政客，都是处于社会的高层，他们完全忽略了农民的意识，剥夺了农民享有政治的权利。”
　　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从惯用的汗牛充栋的历史档案中寻找底层政治的自主性几乎不可能，因为“资产阶级历史书写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或者‘公民’指的只是‘精英’”，而“只有当底层造反时，主子们才意识到仆从们也有意识，也有利益和目的、手段和组织”。所以，早期的底层研究对象为南亚各地区不同时期的农民起义。
　　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９年，《底层研究》出到第五、第六卷，除了在底层起义这样的话题，殖民统治的扩张、英语教育、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民族主义的兴起等，都向《底层研究》历史学家们敞开了，学院和大学，报纸和出版社，医院、医生和医疗体系，人口普查，登记注册机构，科学制度，所有这一切都成了底层历史写作的主题。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之后，虽然底层研究的团队一度发展到１２人，但有接近一半的人后来赴欧美发展，包括查特吉在内的大约６到８人仍旧坚守这个学术阵地。

“铁道村一号”
　　１９９２年，查特吉和他的同事们对加尔各答铁路旁生活了五十多年的非法居住者进行了一次大型考察。这个被称为“铁道村一号”的棚户区共有１５００人，主要是１９４０年代以来辗转迁移的逃避大饥荒的难民。
　　为了生存，铁道村一号的居民创造了一个非公民社会的组织“人民福利联合会”，并推选出领袖。依靠这个自治组织及其领导者，村民们成功阻止了铁路部门的数次驱逐行动，学会并利用谈判为自己争取基本的生存空间。
　　福利联合会还成功促使政府在铁道村一号推行一个名为“儿童发展计划”（ＩＣＤＳ），为居住区的儿童提供健康、快餐和游戏服务。
　　查特吉认为，ＩＣＤＳ计划说明，非法居住者可以组织起来，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特的人口群体，从政府规划中获益；而且通过集体组织形式，居民们可以与铁路、警察或市政当局、提供福利或发展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甚至各种政党及政党领导人打交道——印度法律规定，居民在一地如居住时间超过３０年，即对居住地拥有私有产权，相应地成为合法的选民。
　　除此之外，铁道村一号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展示其正向的法律与道德诉求：“与加尔各答的其他市民一样，赞同城市铁路设施的改进和扩展”，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从目前的住地迁走是绝对必须的”，因此联合会要求一个“合适的另外的居住地”也是合理的。
　　２００２年，一个市民团体在加尔各答高级法院发起一场公益诉讼，以铁道村一号居住区污染南部的湖泊为由，要求司法采取行动，再次驱逐这些村民，后来，村民们设法用武力打跑了前来执行法院判决的一队警察。
　　最终，铁道村一号被迁到一个离市区较远的地区继续生存。

“政治社会”ＶＳ“市民社会”
　　查特吉对底层研究提出了新的理念——政治社会。所谓“政治社会”，被查特吉描述为“非资本管理的空间”，主要指被全球化裹挟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农民工及城市摊贩，这个群体在西方传统的国家——公民社会分析架构中被忽视，其存在甚至被认为是“非法的”或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被排除在正规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最多不过成为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在权力分配完成后，继续被统治”。 
　　在印度，约半数的邦中，超过４０％的农村人口从事非农职业，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之中，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劳工，他们并不拥有土地，但也找不到足够多的干农活的机会。
　　全球化及城市化对乡村社会的冲击，使过去二三十年来，查特吉认为，农民政治的本质在当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农民面对的不再是地主和商人等的直接剥削，而是与政府机构、提供援助的非政府组织之间旨在为谋取更多福利进行的灵敏的谈判或抗争。而农民在暴动中对暴力的使用似乎更加算计，实用主义逻辑占据上风，他们的目的是引起政府对具体问题的注意从而获得恰当的政府帮助。同时使用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战略来赢得政府官员、政治领导特别是媒体的反应。
　　在查特吉的“政治社会”空间内，城市摊贩也是一个非常受关注的群体。他认为，该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扮演一种重要的经济功能，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低水平但不可或缺的服务。
　　根据查特吉的观察，摊贩群体在印度“政治社会”中进行了策略操作，他们经常能够结成联盟来对付政府、警察、银行等信贷机构以及公司，有的甚至成功地动员了市民和政党的支持，确立和维护他们脆弱和显然非法的对街道的占领，“他们通过运用他们在公民社会中所无法运用的手段而扩展了他们的自由”。
    （注：本文参考了查特吉教授在上海大学亚洲文化年会上的发言及其专著《被治理者的政治》；沈亦文对本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