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三人谈
王勇平：记者不是我的敌人
王勇平，大学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从事过新闻工作，曾任广州铁路局党委宣传部部长、羊城铁路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广州铁路公安局党组书记?穴二级警监?雪。２００３年，调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王勇平
刚开始承担新闻发言人角色时，我对整个行业的情况了解得不那么清楚，就尽可能不去实施发布人的责任，更多通过别的方式，比如通过新闻处向媒体提供一些通稿。
后来，我发现仅仅提供通稿是不够的。社会也开始从新闻发布的角度上来观察一个部门的开放度和透明度。
因为跟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有关铁路的任何一件事都不是自己的事。社会对我们有知情权。
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曾经在采访赵启正的时候，把我和另外几个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也请去做嘉宾。当时白岩松问我：“你觉得作为新闻发言人和记者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参加培训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记者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赵主任告诉过我们，记者不是你的敌人，也不是你的朋友。我当时的回答是，记者不是我的敌人，他是我的朋友，而且是很有挑战性的朋友。
比如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铁路上有这么多票贩子，难道跟你们内部没有关系吗？你们肯定有内鬼，你们是怎么看待的？
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承认有，那你就得有具体的事例。有多大的比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原因在哪？你怎么处理的？那可能就把记者的兴趣都引到你们内部员工怎么倒票上来。我的领导和干部职工对我大量渲染内部炒票的情况肯定是不能原谅和不能理解的。
如果我说没有，现实当中不可能像我希望的一样，肯定有人参与。那我是对社会说话不负责任，我不希望出卖自己这方面的原则。我当时回答：我不能保证没有职工参与炒票，我只能说我们铁道部是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绝不姑息迁就。如果你们发现铁路有内部职工参与，我希望你也来当钟馗、来打鬼，一起维护社会风气的纯净。我不知道这样回答是不是答非所问，人家是不是满意，但我只能做这样的处理。
无论发言人还是记者，都想让社会了解事实真相，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精力用在了辟谣上。我们有两个同志专门看网络和报纸，随时就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回复。
比如，曾有家媒体说青藏铁路死了十多个人。但据我们了解，其实只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老人，他本来就有高原反应，上了列车以后发生不幸。我们马上通过媒体澄清。
还有一家媒体说，铁路客票马上要收铁路建设费，结果网上一片声讨。后来我们查出来，这是一个虚假的新闻，她就这样写了。就是个记者，还是个小女孩，她凭自己的推测，既然飞机要收机场建设费，那铁路也会收铁路建设费。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在新闻发言人提高素质和水平的同时，记者也应该同样提升自己。
王旭明：发言人是高风险行业
王旭明，北京师范学院分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丰台第七中学、《中国教育报》工作，由总编室主任改任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２００３年４月就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
我是２００３年开始做新闻发言人的，也没有你想象中的竞选和报名，就是领导提拔任命。
在我之前，教育部也曾有新闻发言人，但很多时候，它是个虚位，不发言或发言很少。
从实践情况看来，新闻发言人在目前是个高风险行业。这几年我冒着挨骂、被曲解的危险，为提升大众的教育理念做了很多探索。
比如我感到政府有很多好的政策还没有为公众知晓，没有说足、说深、说透，我认为媒体就应该主动地大力地去宣传国家政策。媒体如果不宣传国家政策，说轻了是对政策的无知，说重了是对政府的漠视。结果传到最后成了所谓的“媒体无知论”。
当然，我也可以把它做得没有任何风险。那就是完全按照新闻发布内容一字不差照本宣科念出来。或者干脆和以前一样，当一个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根据不同的发布内容邀请负责同志介绍、回答问题。这样的局面对媒体对公众也没有好处。
有位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讲话我很同意，他说我们现在了解到，绝大部分老百姓了解政策，不是通过会议和文件，而是通过媒体的新闻发布。
我一直在想，在一些新闻的发布上我没有过错，为什么媒体还有批评呢？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是虽然我讲的没错，但受众不能理解；另一个是去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而没用文件的语言表达。
但这也是我有意识地追求的：如果照本宣科用我的嘴念文件，不如把文件每人复印一份，要新闻发言人干什么？我做的就是把文件的话变成我的话传达给受众。在这种转达过程中，可能出现了歧义，给我增加风险系数，但这几年下来我一点不后悔。因为这样对文件的传达效果可能更好。
有时候，我对现在的媒体环境很无奈。现在的媒体竞争激烈，为了市场竞争、吸引眼球，有少数媒体在做新闻的时候会远离新闻事实，哗众取宠，标题夸张，甚至是删改、编造新闻。
比如我刚发的那个稿子，就是针对“教育部不支持母亲节”的更正，网上都在炒这个话题。我根本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我曾经参加国务院新闻办在美国的培训学习，和美国新闻发言人也有过探讨和交流。和国外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处在雏形阶段。
美国一个县的县长，就有十几个人组成的新闻发言人班子，某一个州的教育局长的新闻发言人和工作人员也十几个。相比之下，我们这个机构设置实在太少了，才４个人，远远不能适应需求。
史安斌：做，就不要“四不像”
史安斌，全国和地方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主要任课教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美国宾州大学比较文化学博士，在明尼苏达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作博士后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身份》等。
史安斌（左）和白岩松
在西方国家政府里，新闻发言人地位独立，基本上都是媒体出身，有大量的新闻采编经验。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从１９５０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期开始，白宫历届新闻发言人（他们使用的是“新闻秘书”的称谓）当中有８５％是新闻记者出身或在媒体工作过，而在近３０年来，这个比例几乎是１００％。
美国新闻发言人从属于“全国政府传播者协会”（ＮＡＧＣ），这是一个新闻发言人、政府部门新闻官员、公共信息官员和从事媒体公关的专业人士等人组成的行业组织，注册会员近７０００人，成为美国各级政府部门与媒体、公众进行有效交流的中坚力量。
但在中国，新闻发言人是政府机关里的一个职位，国外是个媒体饱和的社会，美国官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有竞选，小学就有自己的报纸和电视台，他们在媒体面前说话，是司空见惯的事。但中国官员与媒体直接打交道不是太多。
像薄熙来、潘岳这样比较高调的官员，是同类人中的一个异类，但在西方是很常见的，官员就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他们很适合这个时代开放型官员的形象。但在一些场合，我也听到很多人对他们的形象并不认可，甚至有人认为他们作秀。
在西方，因为选举本身要求官员形成竞争，谁会说，谁说得更漂亮，谁说得更以理服人，经过媒体的传播，他就能赢得更多的选票。但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激励机制。
现在，从社会机制到媒体环境对新闻发言人还不太有利。从政治层面来看，新闻发言人还没有获得独立地位，比如还没有在行政上纳入编制，也没有人力资源和财政经费的支持和保证，更没有法律地位。新闻发言人还是如履薄冰，处在中国特色的探索阶段。
举个例子，在美国，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是政府很重要的角色，他没有多少职权，但他可以列席所有最高级别的会议，除了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第五个人就是新闻发言人。在这个会议上没有投票权也没有决策权，一言不发，就是在那听。我们现在有几个政府部门能做到这一点？
对新闻发言人未来的前景，我还是乐观的。国新办的蔡武主任说，如果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遇到太大的反弹，有利于社会发展、政治民主的建设，在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以后，它还会继续执行下去。因为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又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媒体会来到中国。在这个条例的推动下，政府各个部门与媒体沟通的意识会更强。
（王勇平、王旭明照片由本人提供，史安斌照片为本报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