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中国人的关系学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杨美惠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09年6月

“关系学”3个字，每个接触过中国文化的人恐怕都能心领神会。《礼物、关系学与国家》的作者杨美惠生于台湾，学于美国，上世纪80年代回大陆做工厂生活的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她又回到了中国人熟悉的关系网中。讽刺的是，进行研究的同时，她正面遭遇了中国人“关系学”的强大“魅力”。“我已经申请了3个月，让学校安排我参观并研究一个工厂的组织……每次我询问校方，他们总说要研究研究，可什么结果也没有。在我的一次课上，我认识了苏大姐，她是第一电扇厂的会计。她说她准备带我到她们厂做研究。我还认识了一位年长的大学生叫方丽萍，她说她能利用关系让我得到进厂的许可。”事情并没有结束，在那个年代工厂不是一个随便让美籍华人做研究的地方，电扇厂的上级领导一一现身，拦在前方。用一个关系解决一个层级，另一个层级又出现了。最后，通过北京市政府一位前主管的帮助，她被安排在了北京的一家印刷厂。因为这层私人关系，这个过程比之前申请工厂所花的时间少了一半。

每个中国人看到这样的经历大约都是会心一笑。寻求程序外的解决办法对于强大体制控制下的人们无疑是甜蜜的，不管主观上认可还是鄙夷这种方式。在作者调查的那几年，中国人对此还有所保留。他们普遍认为关系学是不正当的。他们一面抨击关系学带来的“腐败”，一面继续跑关系。整个80年代，对官僚利用关系为自己和家庭搞特权，公众的怨恨越来越大。但这并不妨碍众多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找关系带来的突破口，而且他们乐意向那些不懂关系的人传道授业：如果关系学的目标是男人，最好让女人去求他；如果目标是女人，特别是年纪大一些的女人，最好使的手段是让年轻男子去软化她。在搞关系学的时候，妇女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干部经常是拉关系的目标，大多数干部又是男的。在男人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中，女人搞起关系来可以走得更远。女人可以省下买礼物的钱，而用自己的魅力代替礼物。

除了实践，中国人也爱说关系的故事，爱听某人找到办法打破体制限制的故事。这往往给那些一筹莫展的人提供新的思路：原来事情可以这样办。不用对抗固有体制，不用付出高昂代价，问题照样能解决。

时过境迁，如今的中国人对于关系学已经不那么爱恨交织了，民间更多的是肯定，官方依然谴责。在另一位学者伽瑟瑞的研究中，个体不再是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企业成为新的目标。在上海企业的访谈中，小型企业、合资企业和在行政等级中处于较低位置的企业往往强调关系学的重要性，而那些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直接隶属于上海市政府的企业“关系”作用式微。因为那些行政等级较高的公司具有更多发展优势，与控制城市工业经济的国家行政机构靠得更近。其实这其中“拉关系”不可避免，只不过不那么费劲而已。

《书生的困境》

谢泳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09年5月

谢泳对民国以来与知识分子相关的一些问题做了深入考察。他认为，1951年《文艺报》的那场关于建立新“文艺学”的讨论，“可以作为对中国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师的一次重大伤害事件来评价”，这种学生以政治手段公开挑战教师尊严的行为，很快在大学里成为一种新的学风，并在1958年的“批判厚古薄今”和“拔白旗”运动中达到高峰。“新意识形态建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基本都是这些运动的积极分子”。

《写作这回事》

［美］斯蒂芬·金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09年8月

1992年，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和一帮朋友组了一支摇滚乐队。有一天，金问乐队女歌手谭恩美，你每次演讲结束后，有没有什么问题从来没人问起过。谭的回答是，“从来没有人问语言的问题。”金想，是啊，人们不向流行作家提这个问题。这本书有金的写作经验，也有他的私人生活。“在我饮酒的最后5年，我都是以同样的仪式结束夜间的活动：我得把冰箱里剩下的所有啤酒都倒进下水道里才去睡。否则，我躺在床上酒就会叫我，直到我起床再喝一罐。然后再来一罐。又来一罐。”

《彼德伯格俱乐部》

［加］丹·伊斯图林 著

新星出版社 09年8月

从1954年荷兰乌斯特比克小镇彼德伯格酒店的一次会议开始，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大人物们每年都有一次秘密集会，讨论世界政治、经济大事，谋划世界未来。该集团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以核威慑为杀手锏，对付那些不服从的国家，把欧洲自由国家的主权交给由彼德伯格俱乐部控制的英美世界政府。俱乐部成员可以决定利率和黄金价格，以及哪些国家可以得到贷款。自艾森豪威尔之后，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彼德伯格俱乐部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