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另类的“全球化”狂欢

《移民与海》节目去了趟拉美，看到了风景，也被看成风景。至少对节目组的人来说，全球化仍处于初级阶段，中国人与拉美人虽亲密接触，但相互还没把对方当成自己人

　　南美、真人秀、滨海城市组成了深圳电视台拍摄的人文纪录片《移民与海》的关键词，7月25日开始在深圳电视台播出的《移民与海》，选择了多个南美的滨海城市，在嘉宾亲身体验和参与当地文化生活的同时，记录他们的“真人秀”。
　　《移民与海》分成两个摄制组，A组：巴西、古巴；Ｂ组：阿根廷、智利。巴西的第一目标是举世瞩目的狂欢节。今年的巴西狂欢节从2月17日开始，为了赶上狂欢节，摄制组大年三十启程，30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抵达里约热内卢。

狂欢与被狂欢
　　《移民与海》是冲着狂欢节去的，拍摄计划也围绕狂欢节展开。在导游卢小姐穿针引线之后，到达里约的当天下午，摄制组就马不停蹄前往一家名叫“芒果树”的桑巴舞学校。“芒果树”舞校内一片忙碌，他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狂欢节大赛进行着准备。摄制组意外地发现参加狂欢节表演的３辆大型彩车中的第一辆采用的是“中国茶”的主题，彩车的设计者正在为找不到人写汉字发愁。这一巧合让摄制组兴奋不已，两位嘉宾作曲家文莉和诗人谷雪儿立刻大显身手，用白色油漆在绿色方形铁片上写下“新年快乐”、“福禄寿喜”、“身体健康”、“和”、“茶”等１４个大字。
　　导演张占庆得寸进尺，向舞校校长建议：让两位嘉宾登上狂欢节彩车，随同“芒果树”舞校的表演队伍走上桑巴舞大街。这几乎是一个非分之想，舞校登场并非只是简单地走过桑巴舞大街了事，他们的表演将直接决定甲乙组名次的升降和100万美元奖金的归属。登上行进在桑巴舞大街彩车的表演者，都是舞校千里挑一的佼佼者，这也是每个巴西女孩的梦想，为了购置一套昂贵的表演服装，她们舍得倾其所有。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舞校校长竟然爽快地答应了这一“无理”要求。2月20日傍晚，摄制组穿过满街疯狂扭动身躯的人群，前往狂欢节游行队伍的准备区域。途中，值勤的警察看见摄制组带着摄像机，反复提醒：危险无处不在，前面100米是没有警力的真空地带，为了你们的安全不要再往前走。形迹可疑、目光贪婪的人在周围穿梭、逗留。就在为难之际，身穿“芒果树”舞校表演服装的学员成群结队地走过，摄制组急中生智，向他们说明情况之后，马上和他们汇合在一起，将两台摄像机包围在队伍中间，安全抵达表演准备区。
　　好事多磨，摄制组在入口处遭到组委会管理人员的阻拦，舞校的艺术总监说情，一样无效。音乐已经响起，原定计划就要泡汤。
　　准备区的场地上有不少大袋子，里面有许多还没用上的演出服。制片人洪海急中生智，趁人不备，套上演出服，把摄像机藏在肥大的演出服里，混入表演队伍一路狂奔，在最后一分钟跳上了彩车，与已经在彩车上的两位嘉宾汇合。
　　导演张占庆将另一台摄像机放进一只装着嘉宾换下的服装的黑色塑料袋里，和导游卢小姐一起拎着塑料袋一路小跑，穿过危险区域，赶到看台，从观众席上拍摄彩车行列。
　　狂欢节表演开始了，“芒果树”舞校的队伍走上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桑巴大道马尔克斯·德萨布卡伊大街，走在最前面的是拿着14个汉字的14位舞校学员，尽管有的表演者把手中的汉字拿颠倒了，但并不影响他们载歌载舞。
　　文莉、谷雪儿在第一辆彩车上，她们和其他表演者一起跳起了桑巴，洪海在她们身后悄悄打开了摄像机，一边拍，一边兴奋地喃喃自语：“太棒了！太棒了！”摄像机完整地记录下了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出现在狂欢节彩车上的全过程。
　　彩车且走且停，850米的表演大道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彩车上的表演者不停地向两边看台上的观众献上最完美的表演，嘉宾们累到几乎虚脱。表演完毕，兴高采烈的摄制组在里约街头举杯相庆。

落难墨西哥机场

　　摄制组结束在巴西的拍摄，乘坐墨西哥航空公司的班机经墨西哥城转机前往古巴首都哈瓦那。在圣保罗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墨西哥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收走了摄制组所有成员的机票和护照，每个人的证件被分别装入塑料袋，交给了机组成员。原因无他，只因为摄制组持的是中国护照。摄制组被告知：只有登上去哈瓦那的飞机之后，才能取回护照和机票。
　　飞行9个小时之后，到达墨西哥机场，立刻有机场管理人员将摄制组与其他旅客隔开，带到候机楼一角坐下。半个小时之后，两个墨西哥女人一前一后押着摄制组穿过长长的走廊，途中不允许队形分散，直到进入一个休息室。
　　休息室是一个没有窗户的黑屋子，只有一扇小门，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除了几把椅子再无其他。门口有两个保安把守，不得擅自离开，即使是上卫生间也要经过看守同意。看守会一直押送到卫生间门口，等方便后，再押回休息室。去餐厅买食品也一样有人押送。
　　很快有了第一个要求上卫生间的，一去就是大半天，看守只得在卫生间门外站着。上卫生间就像走马灯一样，一刻不停，看守只得一次又一次陪同前往。看守终于看出端倪，用西班牙语要求上卫生间的一起去。但是，摄制组还是我行我素，一轮方罢，第二轮又开始了。
　　一会儿，来了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嘴里嚷嚷着西班牙语。在摄制组的一再要求下，他用英语要求我们换到另外一个房间等候转机，说话语气颇为轻慢。作曲家文莉愤怒地说：“say please!”（说请！）看守愣了几秒钟，说了声“please”。
　　另外的隔离室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十几张旧沙发。几十个等待转机的乘客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难兄难弟，金发碧眼的白人也因为来自拉美穷国不能幸免。
　　在“难民”中还有中国同胞，一对在哥斯达黎加的华人夫妇已经在机场滞留了２天。墨西哥航空的解释是飞机已经满员。这对华人夫妇不能理解，同样的价格，同样的机票，为什么唯有他们成了“额外旅客”？他们不得不和５岁的孩子分开，年幼的孩子在其他乘客照料下，只身经荷兰转机前往香港。
　　换到大的隔离室，保安换了班，上卫生间的权利也被取消。保安们毫无商量和通融的余地，而摄制组按捺已久的情绪已经到了极点，“We are Tourists! We are not animals! ”（我们是旅游者！我们不是动物！）凤凰卫视的邓康延此前一直主张忍耐，此时也大声吼叫起来。
　　争执很快演变为激烈的肢体冲突。扭打中，有人端起照相机和摄像机，有人掏出记者证，有人用手机拨打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电话，却被告知大使馆“不在服务区”。眼见摄制组开机拍摄，保安蜂拥而上，抢夺器材，一时间现场大乱。在争抢中，摄像机随机话筒划破了女保安的手臂。一见流血，保安们更有文章可作，他们统一退守到门外，并且召来了六个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
　　为首的警官留着小胡子、梳着锃亮的大包头，一脸威严。当警官了解到，是因为不允许乘客去洗手间的时候，他很快命令看守允许乘客去洗手间，并且调整了看守人员排班。他说明了有关的管理规定，并希望我们理解。同时也向摄制组重申：如果再拍摄，再有类似的冲突，你们将被拘留。
　　风波平息之后，顶班的保安是一个和善的大叔，彼此相安。五个小时后，在前往哈瓦那航班的登机口，摄制组取回了各自的护照和机票。

刀耕火种的华文报纸
　　摄制组在哈瓦那的拍摄非常顺利，哈瓦那老城、海明威故居都一一摄入镜头。就在结束拍摄直接去机场的时候，摄制组不经意间在中国城里有了新的发现。
　　哈瓦那的圣尼可拉街又称华人街，华人街的一座楼房上方挂着一块铝制的牌子，上面白底黑字写着：光华报。这家已经有100年历史的报纸由古巴中华总会馆主办，是古巴惟一尚存的中文报纸，每两周出版，每期发行300份。《光华报》的报名为董必武在1950年代所题。
　　报社仍沿袭着手工排版、铅字印刷的传统方式。报社一共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中间是一台布满灰尘的铅字印刷机，沿墙摆放着的铅字同样盖满灰尘。阁楼上是只有一张办公桌的办公室。
　　记者看到的是2006年10月11日那一期的报纸，竖排的报纸上的内容来自新华社电讯和当地报纸，头版新闻分别是“中国国庆节赵荣宪大使向媒体们讲话”等庆祝国庆的消息和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中国人承建莫斯科第一高楼”，第二版是连载武侠小说《神功伏群魔》、《金鞭女侠传》，第三版是养生保健，美食之旅介绍的是汉中菜豆腐，第四版是西班牙文的内容，其中有对武术的介绍。
　　在《光华报》的工作人员都是年逾古稀的老华侨，摄制组和他们只能用广东话交流。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经八十多岁，最年轻的也已经过了70岁。因为后继无人，在《光华报》上刊登了聘请启事：本报现因缺乏人力，需要编辑人员、排版人员、执字人员各一名，如侨胞有意者请到司理部洽商。报社员工的月薪为7美元兑换券，远远低于古巴20美元兑换券的月平均收入。以这样的条件招募员工，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早已采用便捷的电脑排版系统的今天，《光华报》的老人们手中的铅字和印刷机不啻是原始的刀耕火种。由于时间关系，摄制组必须赶去机场，没有拍下更多的画面。
　　1847年，206名中国劳工从厦门被运到哈瓦那，成为第一批来到古巴的华人。华人移民在古巴的独立战争中以英勇善战、不怕死著称。古巴的华侨最高峰时曾经有15万人，在南美洲各国中首屈一指。1959年，古巴革命以后，大部分华侨离开了古巴，现在留在古巴的华侨只有几百人。
　　哈瓦那有一座黑色大理石纪念碑，这是1931年为纪念在古巴独立战争中牺牲的旅古华人而建立的。圆柱形的碑身背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用西班牙文刻着甘扎洛·盖萨达将军的名言：“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