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海外密信

“致北京的信”早在１９９４年就“写”好了，当年未能在北京展览的原因“非常复杂”    图片由歌德学院提供

　　如果只求精确不求文采，这件事可以浓缩成这样一句话——
　　１３年后，７７岁的德国艺术家昆特·约克终于把自己６４岁时，也就是１９９４年“草就”的“致北京的信”送达了目的地北京。“收信者”众多，却没人读得懂。
    ６月２３日，中国美术馆８号厅。“致北京的信”，１９幅尺寸巨大的画布像晾在屋顶的被单，密密地垂挂在展厅里。观众必须穿行其中，极近距离地阅读这封几乎无字可循的书信。读无可读，只能意会，堪称“天书”。而追究“天书”的身世，难免又要“从头说起”，难免又是“说来话长”。
    １９８４年，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约克乘坐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第一次来到北京。“毛泽东曾引用‘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句话批评自我封闭的思想。因为他的这句话，我来到了中国。”
    火车驶入中国境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庞大的农业工程和河流整治工程。他曾在非洲的撒哈拉地区见过类似的水利工程，“都是中国在１９７３年援助非洲时修建的。”“中国农村随处可见冒着浓烟的大烟囱，那是大规模工业化的最初景象。浓烟滚滚的山川，农人辛劳工作的田野，还有‘突突突’的拖拉机，既能载客又能耕田。城市的夜里，随处可见的自行车流在影影绰绰的楼房之间游走，就像鱼儿贯行在海中；街道里是学生苦读的灯光，人们的棋盘上弥漫着静谧的气息。”
    约克跟一位瑞士朋友漫步在北京街头，欣赏了票友的京剧表演。他们饿了，只能在友谊宾馆的“苏联友谊宫”吃饭。“老外”约克置身于中国人之中，“虽然跟他们近在咫尺，却感觉远在天边”。他感到忧伤——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度曾长久地沉睡，但变迁正在发生：“古老的东西被漠视和毁灭，所有人共同努力告别过去，期待光明的未来。几千年的积淀就在某一个历史时刻瞬间灰飞烟灭，怀旧之情将我牢牢攫住。”
    １０年之后，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和北京翰墨艺术中心又把约克请到了北京，打算让他与中国艺术家共同办一次展览。约克创作了“致北京的信”，并挑选顾德新、王鲁炎和陈绍平组成的“新刻度小组”为合作艺术家，与他们的作品共同展出。
    １９９４年重游中国，是约克的灵感来源。“我看到了人性的欲望，新的一代要求自由地表达异见，表达他们的生活观念。他们是反叛的……悲剧的过程却带来了至今仍在进行的巨大跃进。这一跃带来的现代物质文明让全世界都惊讶不已，但也让大家都忽略了另一个后果——社会出现了分野：行动派获得了利润和财富，犹豫着迟迟不肯投身这场发展运动的人，只能与贫穷为伍。”
    整个展览名为“致北京的信”，展览当中的第一幅作品也叫“致北京的信”， ３米高５米宽的白布上依稀可见字迹。约克说那是二战之后，曾受法西斯迫害而流亡的人们起草的文件，后来发展成为联合国人权公约。他在画布上写下这些文字，而后用沾满墨汁的手涂抹、拍打，成为抽象的画面。标为５号作品的“红门”也类似：红色颜料涂出城门洞的形状，门的四周和色彩下边，隐约可见同样颜料反复书写的巨大德文“红门”，布满画面。
    泼洒的颜料、撕成条状的画布、无数手印重叠，或者直接在布上挖出一排排不规则的圆孔；墨汁里有时掺杂沙土、灰烬泼上画布，约克再用自己的赤足踩出浑圆的一圈脚印，或是毫无规则的抽象肌理……
    这个展览在１９９４年的北京没有办成。“故事非常复杂，”歌德学院北京分院院长阿克曼说，“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当代艺术在中国还不是特别受欢迎。我跟文化部的人是相当熟的，但他们也只能说展览被‘枪毙’是‘上级’的决定。”
    约克极为失望，“因为我是那么真诚，我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存有一种发于心底的思慕，我在情感上对他们的生活感同身受。然而，这样的心情无处安放。”
    展览还是在１９９５年办了，地点是“新柏林艺术协会”。“新刻度小组”也到了柏林。时间太久，如今顾德新已不太记得约克的这封信是什么内容。他说“新刻度小组”是拿约克信中的德文文字做“材料”，以自己的一套规则进行筛选加工，最后只剩几个字；这整个过程做成一本书，印刷出来码放在展馆，那就是他们的作品。
    陈绍平倒是翻出了当年的展览小册子，但他一样不清楚约克的信里到底写了什么：“我们用的材料选取自约克与柏林新国家美术馆总监迪特·赫尔内斯的谈话（德、中文），跟‘致北京的信’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我想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一封字面上的‘信’，或者说约克所有这些画面就是一封信？”
    １３年后，这封信终于来到北京，在中国美术馆悬挂一周。“范迪安先生的支持非常慷慨，”阿克曼说，“在展馆档期本已排满的情况下尽力给我们让出了８天时间。”
    布展时本来要在展厅三面墙上贴一圈作品标签，每幅作品各有各的标题，比如“致北京的信”、“灰烬人”、“我要吃条狗”。但约克最终决定不贴一张标签：“所有的画，就是我的整个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