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需要一颗强健的金融心脏

中国并非贫血，而是血管狭窄和心脏动力不足，不得不借助体外起搏器和血液的体外再循环

现代经济的核心

小平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一极具洞察力的论断。如果说国民经济是类似人体的有机体，金融就是人的大脑和心脏，决定着人的活动和各个肢体的活力。

在本次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缺陷日益显现。美国人称中国经济患上了“厌食症”，中国的高储蓄引起了金融危机，这显然是推卸自身责任。但是，中国经济也确实存在“疾病”，存在心血管系统的疾病。中国并非贫血，而是血管狭窄和心脏动力不足，不得不借助体外起搏器和血液的体外再循环。

金融业的核心功能有三类：金融中介、资本配置和货币创造。

金融中介是将部分经济当事人的储蓄转移给另外一些当事人进行消费和投资。如果金融中介不足，国民经济会因为消费和投资不足而显得储蓄过多；经济则会因为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而衰退。经济的持续增长依赖于金融中介功能的有效发挥，而金融中介功能的发挥要求市场经济当事人之间具有基本的信任。

金融的第二大功能是资本配置。货币资本或资金的实质是什么？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金融业是配置社会稀缺资源支配和使用权的行业！如果金融未能实现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本质上就不是市场化的，经济本质上也不能算市场经济。

金融的资本配置功能有效与否会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其一，如果金融业的资本配置功能是有效的，社会稀缺资源将被用于实体经济领域的财富创造；否则资金可能更多流入非生产领域（比如不动产、黄金、古董）形成非生产性资产的泡沫、生产性资源的闲置（失业、房屋空置等）、贫富两极分化和经济增长的迟缓。

其二，如果金融的资本配置功能是有效的，国民经济就可以平衡发展，否则就可能出现三大产业结构的失衡、国进民退式的企业组织失衡、新兴产业生长困难以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其三，如果金融业的资本配置功能是有效的，民众将得到更为平等的发展机会；否则就是飞机撒钱也只撒在特定的地区或人群里，部分人快速致富，贫家子弟则连读书的权利都被剥夺，更无发展机会可言。

金融常常为人们忽略或为“华盛顿共识”掩藏的一项功能是货币创造。在产能过剩或存在失业的情况下，扩大信贷的投放或印发更多货币给失业者用于国内生产的必需品的购买，就可以促进就业、产出和民众福利的增长而不是物价的上升；从而也就不必出让国内经济的控制权或收益权来换取外资拉动经济增长。

但是如果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货币信贷对特定部门或人群的投放则可能在通货膨胀套利机制下引起财富从中低收入阶层向金融特权集团的转移。在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场合，货币信贷有可能成为少数利益集团攫取社会财富的利器。因此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而言，货币信贷总量的调控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货币信贷如何在不同利益群体间进行合乎社会理性的配置。

由此可见，一国金融业的发展健康与否，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关系到社会是否具有公平、效率和稳定。

金融控制权

在金融全球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货币和资金可以瞬间实现跨国的转移和交易。金融交易主要是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市场行为，但其影响可以是系统性的、具有宏观和全球的意义。

美国主流金融学的核心是崇尚自由放任的货币主义。但是，Hudson在《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一书中指出，“货币主义是一种仅供外国消费的理论，美国一直以来都拒绝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紧缩政策或信贷收缩。”可以发现，在以美元本位制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制度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主导着国际货币的供给和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跨国金融机构主导的国际金融活动日益显现出市场的一体性、影响的系统性和国家利益的攸关性。

可以通货膨胀的国际套利机制为例作出说明。

在金融开放或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货币和信贷的供给，其中最大的一个部分是由美国的货币和信贷投放决定的。

货币信贷从投放到引起通货膨胀之间在一国范围内有6-18个月的时滞，在全球范围理应有更长时间的时滞，因此在国际和国内货币信贷的扩张与泛滥的过程中，最先获得流动性的投资者就能获得最大的通货膨胀套利收益。

美国金融体系是全球过剩流动性的发源地，美国的政府和机构投资者可在第一时间获得资金并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外国的战略资源和企业产权。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出于对出口部门的保护和对汇率浮动的恐惧心理坚持对资源价格和汇率的管制。这使外国投资者享受投资品价值低估和汇率低估的双重好处。发展中国家推行货币主义倡导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客观上就为美元的流动性泛滥和美国金融机构投资者通过通货膨胀时间差实现套利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这种套利涉及财富的国际转移，并引起全球范围的资产泡沫和泡沫破灭型的地区或全球金融危机。

事实上，包括国际货币的发行权、货币资本的配置权、金融衍生品的开发权和资产、资源的定价权在内的全球金融控制权已成为冷战结束后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而决胜千里的国家战略、全球化高效运营的金融机构、主权国际货币和本土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已成为大国崛起的强力助推器，金融强国的四大支柱。而这一切需要在一个合适的制度环境下形成。

金融危机已摧毁了我们对西方现代金融学的信任基础，而目前，我国人文学科、人文学科中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中的金融学科的发展显然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发展与中国大国崛起的内在需要相适应的金融学独立学科，探寻能增进全人类福祉的金融和国际金融发展模式，加强全球视野的国家战略和金融发展战略研究，也应成为中国崛起中的一项国家战略。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