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论（091022）

评审：黄广明 青岩

No.1计划生育下的“人口红利”还有多久

《凤凰周刊》，10月15日，作者：辉格

（原文摘编）人口变动被德鲁克视为创新机遇，唯一具有高度可预见性的来源。但遗憾的是，人口变迁的潜在影响在它最终表现出来之前，很容易被忽视。在中国，更会受到计划生育这一因素的干扰。

产业界从发达国家的历史中获得的经验，并据此对发展前景作出预见：比如人均收入到某某水平时汽车销量开始跨越临界点，城市化到某某水平时水务市场开始爆发性增长，女性就业率到某某水平时生育意愿开始下降，等等，诸如此类的参照类比尽管很粗略也未必靠得住，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然而中国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造就出一条从未有人见过的人口结构变动曲线，这将让那些从对他国历史的观察中获得的经验归于无效。

所谓人口红利，既来自人口绝对数的增长，也来自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中国人口变迁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在其他国家，生育率下降晚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通常，随着妇女就业率提高、育儿模式变迁、儿童抚养和教育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导致生育意愿下降。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生育率在60年代末便开始快速下降，这导致了两个结果：对于以城市青壮年人群为主要对象的产业来说，人口下行期的影响多半被城市化所缓冲和抵消了；其次，由于2004年开始城市化速度急剧放慢，从那时起，人口下行期将与城市化下行期叠加在一起，其影响将是空前的。

1988年开始的那个下行段的影响尤其应牢记。从那年起，新生人口以平均每年48万的速度下降，2004年后暂时趋稳。而正是从2004年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便以平均每年170万的速度下降。有意思的是：2003年恰好是1987年出生的孩子初中毕业的年龄，我们知道，许多农村孩子正是在这个年纪进城打工，现在，城市化的这一来源正在枯竭。然而城市化减速比这一年龄段人口减少还要快得多，眼下在农村，16至45岁这一青壮年潜在进城人群正在全面萎缩。每个中国生意人，必须牢记1988和2004这两个年份，以此来推算其影响何时落到自己头上。

和经济危机一样，人口紧箍咒横扫之处，每个产业都将经历一次大扫除，效率低下和盲目扩张的企业将被清除。与经济危机不同的是，人口收缩期将至少持续15年，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衰退更加漫长。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千万不要被人口总数还在继续增长这一事实所迷惑，对于具体产业来说，人口总数毫无意义，重要的是目标年龄段和特征细分的人口数。

【推荐理由】坦率地说，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因为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即使不被人忽略，也很难看得透。但是，适时的警醒却是必要的。文章从一个不那么被人发现的视角切入，发出盛世危言，颇有振聋发聩之效。这才是战略制订者应当考虑的真问题。毕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No.2煤老板走了，晋官是否还难当

《东方早报》，10月20日，作者：黄章晋

（原文摘编）山西煤政由承包制到产权明晰再到被国企强行兼并，政策变迁不单是回到起点，而且是对民营资本涉足煤矿的一次彻底清零。这种彻底的国进民退，实在不是如何看待民营和国营的观念发生了巨变，而是持续矿难事故的现实压力下必然的选择。

其实，在巨大压力下，山西省近几年的百万吨死亡人数大大低于全国水平。不幸的是，因山西煤炭巨大的产量，构成新闻的重大事故几乎全都发生在山西。不断的重大事故使山西上下官员承受着巨大的问责压力。中国式问责，具有极大的机会主义和随意性，问责的依据更容易变成一种高层对形势的政治性判断。事故的社会关注程度决定了罢免官员层级高低。

中国的国情往往是官员的权力大过责任，但在生产安全上，却形成了权力与责任不对等的奇特现象。即便一个地方官员高度重视辖地的生产安全，但因为管辖权所限，而难有实际作为，一旦事故够大，则必须辞职。“晋官难当”正由此而来。正是因为上上下下的官员都知道，因不可测的公众关注事故而被问责，多少是一种意外“牺牲”，而培养一个干部多不容易，所以不断有官员因问责而丢官，又不断有官员悄悄复出。

煤老板消失，民营变国营，不意味着事故率会必然降低，但由国企完全代替民企，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就是，在分布于山西各地煤矿的管辖权上收的同时，事故的责任也被一并上收，国企煤矿事故的责任与地方基层政府完全脱钩，而对这些省属国企的直管层级来说，由于这些国企集团拥有相对明确独立的生产安全权责，他们应承担的事故问责压力远小于民企事故的问责压力。对地方党政官员来说，总算免了辖区出事故的战战兢兢。也许煤老板走后，晋官从此不再难当。

【推荐理由】本文生动刻画了“煤”对山西官场、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也回答了许多我们此前可能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文章的落脚点在中国式问责上，正是这样的问责，让民企、国企以及官员们产生了无法言说的无奈，不过在这样的“责任”转移过程中，究竟谁失去的最多，谁的所得最多呢？

No.3严峻的污染与新的社会分化

《南方都市报》，10月20日，作者：郭巍青

（原文摘编）《中国的污染》原生态地记录了被严重破环和严重污染的环境。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人的悲剧，记录了在那种环境下，人是如何地不成其为人。用两个字概括，就是“绝望”。更加重要的是，照片上那些绝望者告诉我们，污染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分裂。

以前我们谈到两极分化，都是从经济和财富分配意义上说的，比如贫富差距，先富后富等。然而现在必须看到，环境意义上也存在两极分化，即有能力避开环境灾害的，与无能力避开的，二者之间有巨大差距。不仅如此，经济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同时还强化和固化环境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凡在市场上获得较大财富份额的人，同时也有能力占有更好的环境条件份额。反之，凡是没有办法致富的人，也就是没有办法躲开污染环境的人，也就是被污染伤害后没有治疗条件的人。所谓两极分化，因此而两倍、三倍乃至数倍拉大。因为这种分裂而落在底层的人群，就是最脆弱人群。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一连串的祸不单行，唯有绝望。

凡是主张“先污染后治理”的人，都是“拥有时间”的人。但是，照片中拍摄的那些人，却没有时间等到治理来临的那一天。凡是把单一的经济增长，也就是GDP增长当做“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人，最好先到卢广照片的场景中去生活半年，再回来讨论，那些GDP究竟意味着谁的生存和发展。

【推荐理由】其实，环境造成的社会分化一点都不新。中国的执政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就已经认识到了环境污染的危害，并将之视为“资本主义”的巨大罪恶，并在中学教科书中向曾经的下一代信誓旦旦地宣称，社会主义不会重蹈先污染后建设的老路。然而，《中国的污染》告诉我们，我们终于没能闯出一条新路。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所说的“现代性的黑暗”在今天的中国某些地方一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