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雾里看花》 水深没顶的古玩行

收藏，是对国家民族记忆的传承，对古董所渗透出的沉重历史力量的感知，而最后练就的则是识物知天的心性

2005年，元青花“鬼谷下山”瓶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被一位英国藏家以2.3亿元的天价拍下；2006年的中国拍卖场上，一掷千金的情景屡见不鲜，1.5亿港币买一只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1.16亿港币成交明永乐释迦牟尼坐像，8533万元一件古董屏风，而在最近刚结束的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乾隆皇帝坐过的紫檀木雕八宝云蝠纹“水波云龙”宝座，则以8578万港元打破中国家具的世界拍卖纪录。

就这样，盛世收藏的景象已用最直观的方式摆在了我们眼前，当古人的这些艺术品以高于购买股票、基金和房产的增值速度上升的时候，我们难免要怀疑这场看似彰显传统文化价值的盛宴背后真正的驱动力。

《雾里看花》这部电视剧改编自小说《大玩家》，马未都称小说原著“可以给中国古玩界代个言”，这话意味深长，似乎更带有讽刺的意味。

当下社会“潜规则”无处不在，更不用说自北宋末年就曾兴起的古玩行当。《雾里看花》正是围绕着这些阴影之下的规则说事，全民普及了一把古玩知识和“行规”。据说两位资深编剧光是“磨”剧本就花了两年时间，为的是把握好行内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的这个度，最后还是选择把最大众的“潜规则”摆上桌面，比如说“看到假货不说破”，像剧中李幼斌扮演的黄立德被人请去鉴定古董时，他看到一件仿制品，但是并未点破。这是古玩界的规矩，既给别人也给自己留台阶，因为谁都有“打眼”（古玩界常用词，指看走眼）的时候。

除此之外，该片最让人惊讶的一点，就是它讲述了古玩界有人靠做高仿赚钱的故事——很难不让人感觉到这是对目前古玩收藏界某些大佬的影射。

《雾里看花》的主线故事：黄立德手里有一批精仿的瓷器，这批精仿的瓷器没几个人能辨出真伪，为了将这批精仿瓷器出手，黄立德精心设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局。其实真能靠“捡漏”（以低价买到值钱的古玩）发家的古玩收藏者少之又少，于是有人把这些高仿比喻成垃圾股，只要有权威人士认证，再有人花钱买下，就能拉高价位。

吴思在《血酬定律》里曾提到：“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大部分人必须遵循规则，可总有很小一部分人能超越它，表现出收藏家的风骨。

收藏分4个层次：一藏、二赏、三玩、四鉴。多了要好，好了要懂，还要有将所得传给后世不至埋没的心气，所以最终收藏能达上境的，多为有钱的雅人。民国“四公子”：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个个都在书画、诗词、戏曲和古玩上有过人之处，其中张伯驹和袁克文便是近代史上留名的大藏家。袁克文虽是袁世凯次子，却对政治不感兴趣，“志在做一名士”，很多回忆文字都说他工诗文，精金石，玩古籍善本，宋版藏书竟过百种。这4人当中，张伯驹的境界最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用现大洋4万块(相当于现在400万人民币) 买下晋陆机的《平复帖》，之后又把自己所居的占地1万平方米的原清朝大太监李莲英的旧宅出售，加上自己的现钱和妻子的首饰，凑齐黄金240两，购得了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卷。这两件古物，一件天下第一帖，一卷存世最古的画，归属都曾轰动一时，最终他尽捐予国家。

宋人赵希鹄《洞天清禄》中有一段话：“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而风雨忧愁，辄居三分之二，其间得闲者才一分耳，况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于百一之中，又多以声色为受用，殊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色，盈耳殊不在声……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乎？”

这里的“清福”，指的便是收藏的乐趣，这种乐趣是对国家民族记忆的传承，对古董所渗透出的沉着历史力量的感知，而最后练就的则是识物知天的心性——这一切绝非千金万银可以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