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中华文化标志城“欺世盗名”
最近，有人提出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而且有全国政协委员利用其身份和名义，在政协会议上提出“以国家名义设立‘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基金’，纳入国家预算”，这真是荒唐。而更令人发指的是，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和“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顾问”名单里居然也有本人的名字！在此，我严正申明：
第一，本人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接受任何人、任何形式的聘请；本人从来没有，也绝不会担任这种劳民伤财工程的“顾问”或“咨询委员”；对“中华文化标志城”操办者的这种拙劣的欺骗行径表示愤慨。强烈要求有关人士和操办单位，为对本人可能造成的名誉损害负责。
第二，作为专业人员，本人坚决反对“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样的荒唐工程。这是一项打着“奥运”、“弘扬中华文化”的旗帜，实则有损中华文化、有损民族形象、更是劳民伤财的工程。
“中华文化标志城”与本人有关的、真实的、也是惟一的情况是：2007年和更早的时间，有关人士曾经两次带着一个策划文本找到我，希望我给他们做规划，我当时谢绝了这项委托。我不明白，何以会成为他们的“顾问”和“委员”？
尽管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其他一些“顾问”、“委员”相比，本人不敢自称为“名人”，但基于我个人的上述经验和认识，我敢肯定，其中的部分文化知名人士和院士与我一样，被盗用其名义并蒙受同样的损害。撇开对我本人的名誉损害不谈，但愿这只是一场由少数文化人士策划的荒谬闹剧，是一场暴发户综合征的发作；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定是有人盗用“文化”和文人的名义，挥霍国家资源，滥用国家机器，大搞圈钱圈地勾当的可耻阴谋。
（俞孔坚 北京大学 教授）
谁“提拔”的官员就会对谁负责
◆回应“干部‘年轻化’年龄歧视”
（3月6日E30自由谈）
我不在乎官员群体“年轻化”还是“老龄化”，我关心的是这些官员到底是在对谁负责，谁握有对他们进行“提拔”的权力。谁拥有这个权力，他们就对谁负责，就讨好谁。在于民则为民办事，在于领导则讨领导欢心。如果说纳税人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完全可以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来决定官员的去留，能者上，庸者下！这与官员“年轻”抑或“老龄”有何干系？
（河南新乡 靳万莹 大学生）
“两会”是什么
近日，媒体的“两会”报道很热闹。那么，一般大学生如何看待“两会”的呢？带着问题，我在我就读的南大校园内进行了调查。我共进行有效访问67人次。被访者中有33人表示“知道‘两会’正在举行”；当被问及“两会”涵义时，能够答出“人大”、“政协”的不超过24人，而基本正确说出会议全称的有5人，有三人答“党的十七大”，两人答“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有几例答“党的会议呗”，有一人回答“十七届二中全会”。“不知道”“不太清楚”的则占大多数。一个身边的小调查，多少可以折射一点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南京 顾登晨 大学生）
干部下乡谁不怕？
冰雪灾害过后，很多地区正加紧灾后重建。除了救灾资金、政策及信息外，技术指导无疑也是灾区急需的，但很多灾民对技术干部下乡却是既盼又怕。
我亲历过这样一次灾后重建技术指导：县乡有关领导及技术干部一行十多来人，上午11时多驱车来到村民的果园里，象征性地看了看被冻坏的果树，讲了10分钟技术课后，来到一个已为此准备了大半天伙食的水果大户家里。接下来就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待汗流浃背、面红耳赤后，遂摇摇晃晃地驾车离去。一天技术指导工作结束，新闻报道说，“田间地头设课堂，多少灾民受指导”云云。
干部走后，我跟这名水果大户算了一下账，数公斤腊肉、两只大公鸡加N公斤米酒，一餐下来，开支不下500元。
不仅农民怕干部下乡，基层干部也怕上级领导下来。据一名在县委工作的干部说，春节前一副市长来县里送温暖，给几户特困户送了几件棉衣、1000元慰问金（也是县里准备好的），结果县里花掉接待费5000元。如此高成本、低效益的干部下乡，谁能不怕？
（南宁 刘飞锋 记者）
官员植树的行政成本有多大
每年3月植树节前后，官员们总要作秀一番。今年我市为了营造植树声势，组织了副局(科)级以上公仆集中到东太湖湖岸植树。
那天，八百多名副局(科)级以上的公仆集中坐车出发奔赴植树地。为保证步调一致，统一时间，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向外租了10豪华大巴，四套班子成员分坐4辆中巴，警车开道，新闻车、医护车紧随，各交通路口均由交警把持，一路上交通管制，警灯闪闪，过往车辆一律避让。
车上有人说，今天植树1200棵，人均1.5棵，出动这么多人，租了这么多车，还算不算行政成本了？有人戏谑说，现在做事不讲成本讲效应，不讲效果讲意义。每年机关的公仆们都要组织去植树，但所种的树大多不符合要求，要么东倒西歪，要么就是坑太浅根不牢，都由农民重新种过，有的树还重新从坑里刨出来种，真是一番手脚两番做，劳民伤财。为保证植好树，机关部门都为植树者发了长靴和白手套，派头十足，总共在现场植树半个多小时，而上路上开车也用了半个小时。
隔天当地报纸发了新闻，还配发了市四套班子领导的照片。呜呼,春风不敌这官场作秀的风气了。
(江苏吴江 尔东 公务员)
治一治文件袋污染
全国几乎每天都要召开各种会议，不知从何时起，会议代表领取文件袋成了惯例，我留意了一下，发现目前使用的会议文件袋中，绝大部分是用不可降解的材料制成，用纸质文件袋的并不多见，而且不可降解的文件袋出现了滥用的趋势，有的会议哪怕只开半天，哪怕只有薄薄的几页材料，也照样为代表准备了不可降解的文件装。这些文件袋看起来很美观，但其实没多大用处，而且“寿命”极短，会议结束后，这些低值易耗品很快被扔掉，成了不可降解、污染环境的垃圾。有的代表还没出会议室，就把袋子里的文件材料取走，而把袋子留下。这既增加了会议经费的支出，又污染了环境。全国每天召开的会议，如果以千个计，每个会议的人数以百人计，每年所消费的文件袋，少说也有3000万个，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可想而知。而实际上的数量可能还远不止这些。据说有的环保部门开会，发的也是不可降解的文件袋，这就更值得我们深思了。
国务院颁发“禁塑令”，一些地方已经闻风而动。“禁塑令”禁的是商店使用的塑料袋，目的是为减少环境污染。用各种塑料制成的会议文件袋的滥用，同样应在被禁之列。
（江西南昌朱胜龙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