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皇权Vs.新政

《中国皇权制度研究》，王毅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138元

    王夫之有云：“百年之害，承千年之弊。”近世毛泽东曾有“秦始皇加马克思”之“喻”或“誉”。皇权历史悠久，在中国坚不可摧，此两语可备之矣。
    皇权制度的“皇”本人可能柔弱无能，也可能是沉湎于声色犬马的顶级花花公子，也可能是李后主式的亡国之君，也许是“刘项原来不读书”的痞子……这都不要紧，只要制度建立起来且久久不衰，皇权作为制度就代代相因。所谓“改朝换代”是也。因为专制的灵魂及其各级专制工具足可以保证专制的性质不变。王毅的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写了那灵魂和灵魂附体的各级各种专政工具。朱洪武制定的“家法”、“国法”不仅没有三世而斩、五世而斩，而且还延续了近300年，代代相传，代有创造。在专政机器里，宦官一条线，联着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组织。严氏父子（严嵩、严世蕃）是权奸的典型。京戏《法门寺》中的太监刘瑾，既是宦官，又是权奸。当了皇太后的干儿子，封为“九千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直管到七品庸官赵廉。刘瑾的几句“定场诗”：“四海腾腾庆升平，锦绣江山咱大明，满朝文武尊咱贵，何必西天拜佛成。”文理不通，倒描绘出皇权制度的炙手可热。
    皇权制度的厉害在于它的缜密和韧性。王毅把中国的皇权传统与西方的宪政传统相对照，是本书的最大特点。中国在秦政以后形成的传统，两千多年不曾动摇，影响之深长，使我们今天的人还能想见。看了今天的电视节目、电视剧甚至广告节目，皇帝的统治术和生活方式，不是都正面地展现给观众么？话剧、影视著名演员焦晃说他再也不演帝王戏了，不知他是怎么想的。西方（欧洲）也有过“王权”、“王室”，但他们时时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人民可以根据法律限制他们，于是有“虚君”之称。英国自从有了《大宪章》，国王就从此没有那么舒坦“自由”过。欧洲从13世纪就有了一个“新传统”，中世纪临近尽头，与政治国家分离的自律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形态逐渐显现。王毅援引研究中世纪的学者汤普逊的话说：“1250年至1291年短暂的41年间，重大事件同时发生，犹如万炮齐发，击碎了封建鼎盛时代的社会制度，致使欧洲各地旧秩序处于土崩瓦解之中。”
    之所以提出13世纪，是因为《大宪章》在英国诞生后，议会制度开始形成，接下来的“法案”，一个一个地在限制国王的权限。此为近代宪法史的起点，凡通达的史家概无异议；政坛上纵有种种反复、斗争，君权有限，君权不再神授，国民的自由和人权由此得到了庇护的理由和根据；这段历史开启了英国近代史的新局面。其重大意义，历久犹新，它告诉世人：最高权力掌握者如不受限制，便无宪政可言。落后的大陆如法国也不可能摆脱追求权利和自由的时代趋势。权力的分割成为欧洲史精神的一大优点：国王与贵族分权，君主与教会分权，分权意味着权力制衡；相应地自然出现了财产权和司法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贵族的自由权随时代流动和演变而成为人民享有人权的潮流。中世纪的分权现象与市民社会的雏形竟然能化为一统皇（王）权的对立观念和社会形态。欧洲的中世纪越到后期越孕育着近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法理的胚胎。
    欧洲的中世纪是变动不居的“封建”时期，在同时代的中国则是亘古不变的皇权专制。有人也名之为中国的“中世纪”，那是戴错了帽子。因为“中世纪”（Middle Ages）是欧洲历史特有的专名词，有其特定的内容，所以称为“Middle”者是因为它上承希腊、罗马，下接近代；它从自己的身体里蕴育着作为宪政要素的权利和自由，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时代，必然通向近代。而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与西方文明接触之前，决不可能有此等事。
    如何看待“大”明王朝？有说明王朝生产繁荣者，说那时已有了“资本主义的幼芽（萌芽）”，又说明朝的“文官集团”架空了皇帝，洪武永乐之后多昏君不理事，若不是“外患”压境，李自成直捣京城，以崇祯之“开明”，不排除“大明”有中兴之可能，云云尔尔。确实地，李自成打进京城，崇祯到“煤山”上了吊。但是谢国桢先生有句话一针见血，说：“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厂卫”者何？用我们的话来诠释，就是皇权专制制度发展到祸国殃民的“特务政治”，是宦官权臣揽权下锦衣卫、东厂、西厂的统称。皇权不是空的，也不只是嘉靖、万历、崇祯本人，而是一种制度。皇帝本人没出息，但“制度”仍可巍然不动。等到崇祯杀了魏忠贤时，国运早被抽空了，只消“流寇”一推就垮了。“特务政治”使文官武将噤若寒蝉，身家性命都是悬着的。杨继盛弹劾了权臣严嵩，结果死于非命。明朝的“文官”只有党同伐异的“党祸”，根本没有什么与皇权对立的“集团”。京戏里有出《一捧雪》，唱的就是权臣杀人：“戚大人（戚继光）八台官，救不了家主爷的命……啊！啊！”说“文官集团”架空了皇帝，实在似是而非。
    至于说到中国在16世纪的“生产繁荣”，生产的积累总是会发展的。前两年在南浔看到一个纪念馆展示的江南一带在明朝时期的舟楫阡陌、耕织繁忙、交易活跃的图景，千年传下的“农家乐”，对了解彼时经济社会可以有个形象化的印象。然而这却算不得是“资本主义萌芽”。依我管见，戴上“资本主义”的符号，关键是不是有了动力代替手工的革命，舍此，则那积累的财富仍属于自然经济的积累范畴；手工无论何等精巧，也是带不出产业革命的。欧洲的英国的蒸汽机革命之所以称为“革命”，是因为它从投资、采矿、加工、运输等等整个产业到相联系的贸易、金融业都动起来了。我理解，这才会有“资本主义”这头怪物。轻言“萌芽”，还以说不清道不明不知怎样算出来的GDP为证，断言不仅有了“萌芽”，而且“我们的祖先阔得多了”！至少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
    从来还有一说，说中国历史上屡发的“民变”（如历代的农民起义）每每动摇了皇权统治的根基，从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成为历史的“动力”。此说虽经不少识者所批驳，但现在仍有市场，看看我们“主流”史学说到“农民起义”时即可证明。王毅特举中西各一例，以说明中国的“民变”与欧洲的“民变”政治取向的根本不同。
    中国的例子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织工百姓被太监兼税使孙隆的勒索逼压而举事，继遭镇压，为首者赴死。这类“民变”在那时东西南北都有，但对皇权都没有丝毫动摇。因为这类“民变”，由于没有法理的支持，就是成功了，也不过另造一个皇权。朱元璋就是现成的例子。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讲到洪秀全“太平天国”时说农民起义即使成功了，也不过再造一个皇帝，不会像华盛顿那样被选举为总统。 另一例是同一时期伦敦市民反对王权干涉城市经济而进行的抗争，背景是1610年下院重申宪政法理以抵制国王的经济禁令，市民们的抗议即是依据法律反抗王权的“专制性”。王毅认为，这两种“民变”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的“民变”的政治取向是“后退”的，“变”了以后仍是原样。伦敦市民的抗争，导向是前瞻的，是具有推动宪政法理的意义的。后来遍及欧洲的启蒙运动实与此种精神一脉相承。
    可见“萌芽”之说，如排除政治上的法理民主内涵，则即使有所谓“萌芽”，结果必是“死芽”。
    王毅选取明朝侧重研究皇权问题，与同期西方的宪政传统相对照，很有见地。雷海宗先生曾说，明朝是历代皇权专制“深刻化”的朝代。明朝积秦皇两汉以来历代皇权专制的经验而大备。皇权专制不是皇帝孤零零的一个人，而是含权臣、宦官、特务组织，体制最为完备的一大套机器。把明朝弄通了，中国皇权专制史便可了然于心。
    早年史家瞿兑之在《涤砚余沈》中说：
    诸生有以读史当何先为问者，应之曰：当先读《明史》，盖吾国一切政治社会制度，秦汉一变，隋唐一变，南宋一变，而明又一变。近代各种规模，皆创于明，相沿至今，大体犹是。
    瞿氏出身望族，其父瞿鸿禨为清季军机大臣。瞿氏本人学识渊博，阅历甚广；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等职，又曾执教数座大学。1949年后寓居沪上，晚年治史，著述颇丰，1973年去世。

（责任编辑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