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人心】“号召妇女男性化”

离休前任黑龙江政协副主席的李敏，1936年12岁参加“抗联”6军，被分配到1师密营当炊事员。老人说那时参军叫“上队”，“上队了，高兴啊，过段时间又不满足了。师长马德山来了，我们就缠住他不放，要求男女平等，拿枪上战场打日本鬼子。他说这密营里的工作也得有人干，这不是男女不平等，而是革命分工不同，男女总是有区别的。我们就说他是封建脑袋、军阀残余，有人还要开他的斗争会。”

1938年后，这男女瞅着也真的“平等”了。密营被破坏了，跟着部队到处转移、打仗。露营打火堆，那脸都跟灶王爷似的，衣服像要饭花子似的，也没什么“头发长，见识短”了，大家都差不多。张口说话，那嗓子大都是嘶哑的，你说谁是男的、女的？要说也有不一样的，女的没胡子，再就是天暖时见到河水，总惦记着洗把脸，算是有点女人样了。

也有优势，同样挨饿，先倒下的大都是男人，女人能捱些。可弱势也明显，女人来到这世上，原本就要承受更多的苦难。

老人说，“看报纸、电视，妇女卫生巾广告有多少？我们那时用什么？夏天有种大叶子草，是种野菜，能吃，晾干了搓一搓，挺软乎。几块破布，洗了晒了都硬梆梆的了，宝贝似的揣着。冬天怎么洗？无所谓了，就当没这码事儿了。有味儿？那人都成野人了，还管什么味儿呀？那虱子一球子一球子的，冬天怎么抓？咬呗。没结婚的人，谁脱过衣服睡觉了？”

“春炸骨头秋炸肉”，说的是春初秋末的河水凉，你“来事了”，不也一样得趟吗？生病都不当回事儿，女人的正常生理现象，算啥？夏天雨水身上淌，血水顺着大腿流。冬天打火堆，就在雪地上睡，来事不来事，能不得病吗？

离休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副局长的李在德老人，1938年春在锅盔山西南侧的勃利县山沟里，生了第一个孩子，5天就死了。

部队转移了，有点马肉和马骨头，留下老交通员李泰俊老两口照顾李在德，搭个窝棚。折腾大半天，生下来了，是个男孩，没奶水。自己熬命都熬不过来，能有什么奶水呀？喝骨头汤也不下奶，孩子头两天还哭，第三天没声了，眼睁睁瞅着没气了。

1937年春，背粮过河，河底是冰，上面是水，李在德过去就不行了。全身抽筋，吃饭送不进嘴里去，后来连筷子也拿不住了。那时条件好，住在老乡家里，一个老太太给她二两鹿胎膏，泡黄酒喝，好了。

这回生孩子，又得了产后风，全身浮肿，一天不如一天了。老两口急得团团转，李在德让他们弄老鸹眼树皮煮水。在密营里给伤员洗伤口，就用这东西，能消毒。大娘帮她洗，说行吗？她说行，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吧——还真就活过来了。

归屯后生的孩子，特别是冬天，没活下来几个。大雪天，几个人围一圈，扯几条毯子挡风，没毯子用大衣。有的生下来很快就死了，雪地上挖个坑，弄座小雪坟。命大，活了，怎么带呀？送人都很难。10家连坐，你家多个孩子，哪来的？碰上鄂伦春人最好了，他们要小孩，女孩也要。

老人说现在的人怀孕，有时越小心翼翼的，不知怎么地就流产了，那时想摔都摔不掉。男人身强力壮都摔跟头，挺着个大肚子能不摔？平时也常翻跟头，下山，特别是晚上，雪地里就坐着往下溜，弄不好就滚蛋了。

离休前任重庆市人大副主任的胡真一老人说，“1938年秋，在宁安北边扒铁路，袭击闷罐车补充给养。我们女兵先撤的，在镜泊湖北边让鬼子跟上了，跑不过，十几个人藏进湖边芦苇里。朴银珠的孩子才两个多月，是个小子，哭，她拿手捂他嘴。捂一会儿松开，还哭，鬼子就在湖边山坡的路上。这么哭了两回，没声了，她把孩子按水里淹死了。我离她几米远，芦苇密，看不见，还寻思这孩子咋这么懂事？鬼子走了，她抱孩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睛木呆呆的，傻了似的，光淌眼泪。”

老人说，“我参军不久就听说1师有个叫李元容的指导员，他的媳妇和一个两岁的孩子冻死了，娘俩坐在一棵树下，雪人似的。母亲怀里抱着孩子，还有一支枪。”

1938年5月22日，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一封信中说：“号召妇女男性化，一切要以纪律生活革命利益为前提，要她们有独立工作和政治的斗争能力。”

不知今日德国如何，当年的联邦德国宪法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赋予女人使用武器的义务。美国法律则禁止女兵参加直接的地面战斗。

从中东到中亚，当导弹、炸弹不断地夺去包括妇孺老人在内的无辜者的生命时，有时还会听到杀人一方表示“遗憾”——随着包括战争在内的人类生活越来越高科技化，战争好像也变得“文明”、“进步”、“人性”了。

而我的先人不得不投入的那场战争，不但力量对比悬殊，而且这些被称作“日本鬼子”、“日本子”的侵略者的残忍、野蛮，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恐怕也难觅出其右者。于是，从11岁坐牢的朴金华，到“八女投江”中只有13岁的王惠民，到年过花甲的“抗联之父”李升，就都走上战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男人女人，生者逝者，有名无名，一个称谓：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