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选秀第一张“红牌”

    《第一次心动中》，有奥运福娃（上）这样的“主旋律”内容，也有被指为低俗的“比基尼”

    重庆卫视惟一的直播节目、表演类选秀《第一次心动（第二届）》今年７月开播，最后的胜利者可以直接参演重庆卫视的百集大型情景喜剧《第一次心动》。重庆卫视巧妙地回避了与“快乐男声”、“加油！好男儿”等热门选秀节目正面对撞，却不巧领到了国内选秀节目诞生以来的第一张“红牌”。
    刚刚离职的《第一次心动》总导演周稚舜坚持认为８月１０日晚上的节目导向没有问题：“我们没有太严格的尺度（可遵守），况且我们的节目没有露胸，也没有宣扬邪教啊！”他将节目停播的原因归结为“直播事故”，这个解释能说服谁呢？

一直就很能炒
    《第一次心动》从２００６年开播便以炒作而著称。
    ２００６年最著名炒作事件是“选手无法忍受柯以敏点评，要评委道歉”，此后两人又在节目上冰释前嫌，对唱情歌。
    今年的《第一次心动》，从开播之前的５月一直到此次直播之前，就有好事媒体总结出了今年“心动”的六大爆点：“张国立罹患尿毒症”、“姜文刘晓庆偷情”、“姜文为宣传新电影炒作旧事”、“范冰冰耻笑赵薇担当评委拿钱少”、“《第一次心动》评委刘晓庆与柯以敏面和心不和”、“节目组导演‘潜规则’同性选手”。一共才播出９期的直播节目，真正做到了周周有猛料，期期夺眼球。
    细究猛料炒作的发源地，很多媒体明里暗里指向周稚舜，周本人觉得委屈：“屏幕上能够实现的都归我管，屏幕外的不归我管，我不介入新闻炒作宣传，为什么让我背骂名？”
    他申辩的理由是：在《第一次心动》中，他这个总导演也是“雇佣军”，宣传队伍是由重视文华（重庆卫视下属的控股公司，主要负责节目的制作、推广与运营，地点设在北京）独立运营的。
    重庆电视台副台长何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编导组肯定没做过那些恶性炒作。关于刘晓庆的事情啊，关于张国立的事情啊，肯定不是公司推广组发出去的。”
    据他介绍，“从２００６年９月底开始神话东方公司介入宣传工作，１１月左右终止合作。今年重视文华接手节目的推广，有４个工作人员做驻组宣传。驻组的目的，一是给节目组提建议，二是跟媒体进行沟通，三是聘请了另外一个宣传团队，和神话东方相似，是一个叫同道堂的北京公司。”
    同道堂负责今年９期节目的宣传，而总导演周稚舜本人也参与策划与宣传，但他说自己：“主要就是提意见，大多数是吵架，因为连我本人都被扯进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我就是想出名”
    ８月１０日“代闯事件”的混乱，除了导演现场指挥失控之外，重庆电视台审片中心也难辞其咎——当天晚上，重庆卫视方面的监播脱岗。
    以往直播，至少会有一个台中心主任级别的领导驻扎在机房，值班监播。但是８月１０日当天，整个重庆文广集团的领导和台里各中心的主任都到离重庆１００公里远的地方，开２００８年节目规划研讨会，会议从周五开到周日，一共三天。
    副台长何为当天开完会，在宾馆电视中看到了节目，意识到情况不妙，但当时不可能中断信号。当天晚上，他就和导演组、推广组通了电话，询问事由。
    事件男主角代闯，周稚舜让导演组工作人员轮流问他，你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是怎么想的？问的时候专门录了带子，以作存档。代闯的回答与他在直播时回答刘晓庆的差不多：“我就是想出名。”周反复找代闯录了三遍，用了两盘带子：“那是我留的一个后手，当时隐隐约约觉得这可能是个事儿，有麻烦。”
    第二天，也就是８月１１日，直播结束后节目组就开了会，讨论内部整改方案出台。何为还与他们商量，是否要发一个通告，表明节目的立场，并对当天的直播表示一下反省。
    “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闹剧了。我当时就觉得那么做是不对的，而不是首先考虑广电总局是否处罚。可以肯定，这不是节目组的有意设置，这个是意外。后来商量过程中，我也没有很坚决地下达发通告的指令。与导演组沟通后，第二天女生组就很正常了，所以没有发稿。”

“什么叫不低俗？”
    当时何为已经准备８月１６日（周四）去北京坐镇指挥下一个星期的两天直播节目。但是８月１５日（周三）就接到了“收听收看日报”，这是一份国家广电总局定期发布的直接传达给各个电视台的内部文件。“日报”非常详细地说明了当天节目的问题，比如“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的歌词，还有选手跳爵士舞时穿的“比基尼”与漆皮裙子，另外还有一份明码电报，内容简单到只有几个字：“立即停播整改。”
    何为觉得，这份电报的意思可以往两个方向理解：一是完全叫停，二是整改之后还是有复播的可能。
    就在何为拿捏词义心存侥幸之时，当天下午国家广电总局官方网站发布了以“广电总局全国通报重庆电视台《第一次心动》严重违规行为”为题的通报。措辞非常严厉：
    “《第一次心动》严重偏离比赛宗旨，热衷制造噱头炒作活动，在评委选择、比赛环节、评委表现、歌曲内容、策划管理和播出监管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失误，损害了电视媒体形象，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广大观众反响强烈。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和重庆电视台相关负责人和编播人员责任意识不强，导向意识薄弱，专业水平缺失，内容把关疏漏，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发生，现予以全国通报批评。”
    通报还公布了对《第一次心动》的处罚决定：一，立即停播；二，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和重庆电视台查找问题，吸取教训，深刻检查；三，对节目策划、审查把关、行政管理及相关人员严肃处理。
    重视文华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负责人说，看到广电总局官方网站上的通知，他的第一反应是“当时有点傻了”。无论重视文华还是重庆卫视方面都觉得“很委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反复强调，“这是一次直播事故。根据广电总局通知精神，事故定性是‘低俗化’，没有政治导向问题。”
    重庆卫视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除了为自己叫屈，还对广电总局的要求感到难把握，“广电总局确实发过很多具体的整改要求与整改措施，但还是比较概念化，比如说，节目要健康向上，不要暴露隐私，这些要求很多。但是这些不太好把握，你说，按照什么样的尺度把握才叫不低俗才叫健康呢？”

总导演善于“主旋律”
    周稚舜原来也做过新闻记者，之前曾在央视“梦想中国”做过导演，他自认为，“作为导演本身的政治敏锐度与把握能力是不弱的”。而且在做《第一次心动》时，周还曾把握时机，主动注入很多主旋律内容，比如音乐情景剧《奥运福娃漫游记》；专门为了重庆水灾将一场复活赛改成名为“心动舞台心系重庆”的大型抗洪赈灾表演，麻辣评委柯以敏刘晓庆也登台表演。
    周稚舜觉得自己的导向工作是准备充分的，他提供给南方周末的《＜第一次心动＞选秀评判指针（适用于海选的各个阶段和总决赛）》（以下简称《评判指针》）中，明确写有：“心动舞台忌讳的话语内容和形态包括：人身攻击、性暗示、性别歧视、人格侮辱、隐私和低级趣味等，更要避免提及宗教与信仰。我们需要评委个性互补，语言一针见血或绵里藏刀，说出选手欠缺点并加以鼓励是心动舞台所需要的，对于老好先生、会议式的发言观众是不会有良好反应的，心动舞台在法律和道德的尺度内为评委留下了足够的话语空间，让评委的个性得到充分地张扬。”
    不难发现，周稚舜用以约束选手的这份《评判指针》，与广电总局对电视台的要求思路如出一辙。当这样难以具体操作的抽象要求摆在选手面前时，他们应该怎么做呢？事件之后，看过《评判指针》的代闯似乎已经人间蒸发了，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就是想出名。”

“这孩子品行有问题”
    选秀舞台上，选手临时改词、改台本的事情并不少见，这样做反倒能在直播中爆出“看点”来。２００５年“超女”比赛中，选手张靓颖就曾经顶撞过评委柯以敏，而今年“快乐男声”比赛中，２９岁的选手王铮亮也曾经对评委说过：“我的确是老师，但老师也有追求唱歌的权利，如果觉得我是老师就不适合，就不要让我走那么久，不如早点扼杀我的梦想！”
    代闯的表现与以上两位选手性质相似，周稚舜认为代闯当天的表现几近“癫狂”，而何为说，“我觉得这个孩子品行上是有问题的，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在舞台上表现自己，你违反了比赛规则，你侵犯了其他选手的权利，占用了舞台时间……”
    作为事件的直接当事人，柯以敏、杨二车娜姆分别以委婉和粗暴的方式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柯以敏的经纪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该说的话，都在柯的博客上说得很清楚了。何为在事发第二天跟柯以敏沟通时，问她当时为什么会突然失态大哭，柯的回答是：“我以为导演组在骂我。”

“红牌”之后
    到成稿为止，《第一次心动》已经停播了将近三个星期。总导演周稚舜、当天的主持人王翰涛连同三个评委刘晓庆、柯以敏、杨二车娜姆公开宣布被解聘。还有一些涉及人员将受到行政处理。节目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留下来的选手２６日从北京飞往重庆，观摩上一季“心动”选手参演的百集情景剧《爱谁谁》。
　２７日晚重庆电视台副台长何为接受南方周末最后一次采访时表示，电视台正在撰写详细的整改方案，递交广电总局审批，方案一稿因为比较“粗糙”被退回要求重写。“当然，我们最想这个节目重新播出，如果不能播出，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这些选手，我们要对他们负责。毕竟被行政处分的是我们。”
    有关人士称，重庆市委宣传部对广电总局的批评表示赞同，觉得“低俗化”问题是存在的。事件之后，重庆地面频道的“今夜不设防”跟“生活麻辣烫”两档节目也因为话题边缘、环节设计恶俗而被勒令整改。
　（本版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专家点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
　千万别站在重庆卫视那边。什么委屈？网上很多人在为“红牌”叫好，通常说来，互联网支持的事情，还是有民意基础的，但是总要讲程序。
    媒体方面，政府最好要退居幕后，通过法律来管理，尽量避免行政干预。但目前拿不出任何一部相关法律，所以我认为需要一个公众的评议制度。不同的人群对于低俗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开会讨论，政府别在那做判官。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
    今年广电总局这次的行动，总体上来说得到了比较多的支持。如果社会舆论有相当一部分认为节目低俗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低俗的。
    实际上，这次“红牌”可以不通过政府行为，而是通过行业行为来管理，但是行业协会的主体应该是外在的、介乎政府与媒体之间的一个东西。没有这样的一个机构，于是就只能靠政府出面了。毕竟电视这个毫无门槛的媒体，黄金时间的确在文化上应该倾向于保守，要照顾到最底线的，比如说十来岁的孩子的身心健康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