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政协委员是干嘛的
我是安徽蚌埠市政协委员，看了南方周末刊登的江苏吴江读者陈兵的来信《“两会”咋成了“三会”》，想再来补充一点情况。
1月9日，蚌埠市政协会议即将闭幕前，市委书记到会讲话。坐在第二排的一位委员在书记的讲话声中鼾声大作。这让我感到脸上一阵阵发烧。
本次大会有换届选举任务，按惯例，代表和委员一律集中食宿。每人每天至少要花费200元，加上工作人员和其他会务开支，每人的花费恐怕就要超过2000元了，按800个代表委员计算，就是160万。对蚌埠这个刚刚走出“吃饭财政”的城市来讲，160万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偏偏某些代表委员对此并不领情。我所入住的宾馆，每天都有很多人既不来吃饭，更不来睡觉。但是食宿费用却一分不能少。
代表、委员都是各界的业务骨干，工作忙情有可原。但据我了解，有些人不来吃住，是社交应酬绊住了腿；有些人虽在宾馆，却打牌到半夜甚或通宵，甚至有人夜不归宿是去打通宵麻将。这样的人还有多少心思在会上呢？人民花了高昂的代价请他们去代言心声，参政议政，可他们……
仔细观察一下，委员无心向会无心议政的现象还不少。我已做过两届（10年）的政协委员，发现一届5年下来，没有提案，小组、联组、大会上也都没有他的声音的，并不在少数。这样的委员到政协来是干嘛的呢？
（安徽蚌埠 江锡钰 报纸编辑）
美协就是名利场
◆回应“吴冠中痛陈中国美术现状”
（2008年1月10日D21文化版）
吴冠中先生说了一些真话。
美协与画院，今天基本已不发挥任何积极作用，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名利场——比如每次领导换届总会传出的“肉搏”故事。外人更无法想象，很多地市一级的协会，副主席都多达十数人，其中有一些与艺术压根不沾边。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进了协会或画院，就意味着专业，意味着可以名正言顺地卖画。所以，画家们碰到一起，谈得少的是艺术，多的是钱。他们有兴趣的是体制给予的金字招牌以及不言而喻的财源。至于对艺术的要求，那就只能看个人修为。
面对吴先生的发难，国家画院龙院长称，没有他们这间画院，很多重大课题就做不了。请问龙院长，国家拨了1个亿，都做出什么重大成果了，能拿出什么像样的作品？！龙院长还说，中国的艺术若都是个人创作，就成一盘散沙了。请问历史上有多少集体创作最后名垂千古了呢？看来龙院长对中国美术史还非常生疏。想用这样的大帽子来压吴冠中——您嘴边的“那老头”，不觉得很乏力也很无聊吗？
（南京 薛龙春 副教授）
新闻何来正负之分
◆回应“‘负面报道’不是‘负面影响’”
（2007年11月22日E31自由谈）
把新闻分成“正面”、“负面”不仅不科学，而且有害。新闻的本质是事实，而“正”“负”之分则含有价值判断。既然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报道事实的新闻怎能因个人好恶而被贴上“正”“负”的标签呢？
如范以锦先生所言，所谓“负面报道”涵盖的内容很多。那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舆论监督报道，甚至只要让某领导觉得不舒服的报道，都会被算作“负面”。如果把一些客观事实贴上“负面”标签，使其成为“腐败官员为保护既得利益和掩盖龌龊行为”的挡箭牌，这不是很荒唐吗？至于天灾等自然现象也能用“正”“负”区分，还真得佩服一些人的想象力。
现实中，有权认定“负面报道”的显然都是权势人物，而被认定的“负面报道”往往是老百姓希望公之于众以形成舆论压力的新闻。由此看来，“负面报道”根本经不起“以民为本”宗旨的拷问。
至于报道的影响，所谓“负面报道”未必产生负面影响。以陈良宇“社保案”为例。陈良宇腐败的事实，的确损害了党的形象，但是，把这件事揭露出来，公之于众，则表明了我们党严惩腐败分子的力量和决心，也能获得民众的拥护，能说其影响是负面的吗？
就新闻实践而言，不管是宣传管理部门，还是新闻单位，都难以将报道和影响简化为正面、负面。至于一些腐败官员为掩盖自己的丑行，把“负面报道”当成自己防守的盾牌和以攻为守的帽子和棍子，就更没有合理性了。因此，有必要收缴这些盾牌、帽子和棍子，不能让腐败官员以“负面报道”和“负面影响”作为掩盖丑行的遮羞布。
（北京 张铭清 国台办前新闻发言人）
“负面报道”出口转内销
最近，浙江湖州出了一件让人纳闷的事：创办于1993年、顶峰期连锁店达到15家的“正方”快餐在一夜之间关门。“正方”老板沈菊英在媒体上一直以“坚强的下岗女工”的形象出现。在央视直播室，沈菊英曾提出“中国人吃中国餐”，发誓要发展中国快餐文化；她还曾与肯德基中国公司总裁苏敬轼进行战略对话。
那么，“正方”为何突然倒闭？本地媒体始终不着一字，我等市民无从得知。大概十天后，湖州人终于从省城杭州的《都市快报》上获悉，“正方”老板沈菊英已负债潜逃。“正方”红火时，本地媒体不吝溢美之词；“正方”倒下后，却集体失语。市民们只能凭借“出口转内销”的迟到新闻，获知真相。
当然，对所谓“负面报道”如此“出口转内销”，湖州人早已习以为常。只是，这当中暴露出的是谁的丑陋，又是谁的耻辱？
（浙江湖州 钱夙伟 银行职员）
时候一到，我就“抗议”
看到网友flliu撰文“‘抗议’有用吗”,他说不抗争是因为抗争会给自身带来麻烦，确实如此。
我不能为了区区几百元钱抗争，让研究生院给我说明，系主任跟我谈话，让导师给我“做工作”，让辅导员给我“答复”……如此一来，各层各级的说教就把我给累死和吓死了。更重要的是我不能得罪我的宿舍哥们，要搞好人际关系。否则，到时我会生活在一个人情冷漠的冰窖之中。所以，我不得不世故，我不得不圆滑……
不过，此时不抗争并不意味着我将来不抗争。所以，我有一个梦想：等我到了吴冠中老人家的年龄时，我将以堂·吉诃德为榜样，骑着自行车，打着横幅，爬雪山，过草地，四渡赤水，六出祁连山，走遍全中国，告诉全人民：“当年奖学金评选不公平，不正义。”
到时如果有了知名度，而且离“大去之期不远矣”，谁奈我何？
（infzm.com网友：竹林长啸 研究生）
加拿大如何“禁塑”
中国1月8日宣布禁止超市、商店等无偿提供塑料袋，并进而停产超薄塑料袋。这得到了千里之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麦坚迪的赞扬。
加拿大素来重视环保，相关禁令和税负数不胜数，但迄今仅有马尼托巴省的LeafRapids镇 (人口仅 539人 )“禁塑”。其他地方只是鼓励少用塑料袋。如安大略省去年5月发布“自愿参与计划”，想通过鼓励消费者少用塑料袋和商家提供替代方案，将每年25亿个塑料袋的总消费量减少50%。我在温哥华生活，这里商场、超市大多仍提供塑料袋。不少商家如ZELES、宜家等提供用后回收的厚塑料袋；另一些超市如 SUPERSTORE，则以20-50美分的价格有偿提供。
加拿大汽车普及率较高，塑料袋仅用于短途的“摆渡”，因此“借出塑料袋”就容易推广。而在中国，大多数人要挤公交钻车海，某些在加拿大可行的替代方式，或专家建议的竹篮和纸袋，恐怕就不怎么方便、现实。
另外，爱尔兰“禁塑”后，塑料袋消费量仍不见下降。因为该国仍然用塑料袋装垃圾，“禁塑”只不过将免费塑料袋改为有偿。中国的城市至今仍推行“垃圾袋装化”，用的主要是从商场、超市、菜市场等地拎回来的免费塑料袋。禁了免费塑料袋，“垃圾袋装化”却沿用依旧。有无可能步爱尔兰后尘，塑料袋消费总量并未明显减少，消费者却付出了额外代价呢？
环保是百年大计，塑料袋也禁得有理，但副作用不能不防。防治污染的同时要尽可能兼顾国情，照顾到民众生活习惯。加拿大各级政府对“禁塑”一方面抓、一方面慎重平衡的务实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温哥华 陶短房 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