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被遗忘的勇士

章东磐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09年7月

打开一家网站，搜索《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57折，厚厚的一大本只要18块。对于那段沉重得不能言说的历史，这价格太轻了。沉重的远不止战场生死，更沉痛的是这生与死在其后的60年里被彻底遗忘。那场伟大反攻的见证者蜷缩在角落里，带着炮声硝烟的记忆慢慢死去。书里没有宏大叙事，那种概括式叙述在贫病交加的老人们的记忆碎片前只是一些苍白的文字。这碎片，渐渐拼凑出了真正的历史。

“滇西战役中，中国军队伤亡、失踪共67463人”这十多个字印在纸上，只不过是一个容易忽略的数据，但在松山血土上盛开的鲜花下，是默默的累累白骨，是曾如你我一样鲜活的血肉之躯。他们是军人，战死沙场是军人的宿命。但在他们魂归之地，却没有他们的姓名和墓碑。当年他们也曾入土为安，也有石碑立着彰显他们的姓名，而今石碑早已在意识形态的冲击下变成碎石瓦砾，命运好些的成为农家几代人的搓衣板。死者已矣，幸存者也没有得到命运的眷顾。这场战役的退伍老兵们在困苦中走完漫长人生。老兵叶进财跟他的救助者郭小华通电话。在他心里电话费是很贵的东西。老人把手机紧贴在耳朵上，一秒钟都没有停留，话语像机关枪一样打出去：“共产党万岁，你们工作顺利万岁，我现在一个月可以吃两回肉了。”随后将电话极快地双手奉还。远征军士兵蒋绍福没能等到寻访者找到他。因为贫困和家庭暴力，他在被孙子痛打之后喝农药结束了生命。他会以什么面目去见那些长眠地下的战友？战时，他没有被枪林弹雨击倒；和平年代，他却被无比沉重的生活压垮。地方上将他的死轻描淡写为“车祸身故”。

他们几乎都不曾提到不公。这一群基本都在1945年后退伍的老兵，原本就是要选择平静恬淡的生活。但历史没给他们机会。他们作为抗战老兵的待遇还不如那些国破家亡时的顺民。

芒市一位87岁的老人吴昌铣，1944年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时，他任团部少校情报主任。滇缅公路在芒市附近有一个险要的隘口红山崖。团长招来学重机枪的吴昌铣，把全团的重机枪都调给他，组成一个特大号加强连。死伤十之八九，红山崖打下来了，吴昌铣从此耳朵里永远是重机枪的声音。以后他娶妻生子，他落网入狱，他平反重生。终于安稳了，也终于垂暮了。出狱后，他当了州政协委员，每年开会永远只交一个提案——把远征军的陵园恢复起来，把烈士碑重建起来。提案终于通过了。陵园重整之日，吴昌铣写信告知远在美国的团长王延熹。年迈的团长为此汇款100美元，让旧部买纸钱祭奠弟兄们。100美元全换了纸钱，有一座房子那么大一堆。最后一次执行军令的七旬老翁跪拜在战死的弟兄们荒芜几十年后重光的墓前，烧了很多天。老兵忠义，我们这些他们用命换下来的子孙后代却将他们忘记。

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上尉张子文在滇西反攻战结束后，脱下军装重回学校学习英语，后来任教保山市一中。1956年，他被叫去“谈话”。没有审判，黑暗延续26年。因为爱国而从军抗敌，反而受了这样的冤屈，您后悔吗？老人久久地看着窗外，长出一口气，轻声说：“都过去了。”

我们真的能让它过去吗？遗忘将我们钉在耻辱柱上。

《本雅明——一个友谊的故事》

本雅明的作品以晦涩著称，但是他的书以及与他相关的书在中国已经出版了七八本，其中最著名的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最好读的是《莫斯科日记》。《莫斯科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对于一位他眼中的卓越女性的缱绻深情和他作为一个情人的可怜相，同时，他也以犀利的目光和生动的文字为莫斯科拍摄了一组快照。本书是本雅明一生挚友肖勒姆在他逝世35年后出版的回忆录。肖勒姆与本雅明都是犹太人，他内心的最大愿望，是让本雅明的杰出才能与古老犹太教的智慧发生伟大的融合，但是本雅明去耶路撒冷大学教书和学习希伯来语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以］G．肖勒姆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09年8月

《朝闻道集》

周有光先生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1955年被国家委以文字改革的重任，由他主持并最终制定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获世界公认，他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周先生“八十五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一间小书室中，看报、看书、写杂文”，本书39篇文章，都是他百岁前后的沉思与观感，其中百岁之后的新作23篇。100岁那年，他谈到世界文化的演进，“……地区文化之外还有不分地区的共同文化，叫作国际现代文化。国际现代文化是世界各国所‘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飞猛进，覆盖全球。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

周有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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