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旧上海的“人间戏剧”
我小时候对上海有白沙瓦部落的极端分子想起美国时的妒恨。那时我在乡下，日以榆叶为食，土布为衣，但从我哥的嘴里，也“侧闻”了上海的浮华，——尽管他也是“侧闻”于书本的。长大后，我的处境有了不小的改变，上海式的生活，似隐然也可及，于是我爱上了上海——或曰上海的影子，如张爱玲、李欧梵笔下的、和今天许多人意淫的旧上海，手淫的新上海。至于上海之乐何如，我则没有体验，不过如古歌谣讲的，“闻长安乐，出东门西向笑”而已。
但浮世草草，吾生也多艰，这上海式的生活，似又不怎么可及了。至于那些对菜食者讲自己怎样吃肉的书，我虽不像小时候那样，觉得是无礼的冒犯，却渐也失了兴致。然几个月前，L兄托人寄来了两册写旧上海的书，一曰《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二曰《抗战时代的生活史》。一听名字——尤其是前者的，就觉得那在我脸前晃胡萝卜的人又来了，真是徒乱乃翁意！但一翻勒口的介绍，说作者陈存仁（1908-1990）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名中医，就想这过去的中医，终归是近“儒”的，该不像临水照影的锐头阿三们，净讲些食牛排饮咖啡之乐何如的话吧？
果然不差。
据作者的哲嗣写的后记，这两部书，原是作者晚年连载于香港报刊的回忆，成书后初版于香港，据说10年前又再版于上海，但我野人穷巷，闻见不广，所读的本子，已是今年5月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插图版了。《银元时代生活史》所记的年代，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时期（所谓“银元”，即我们俗说的“袁大头”）。《抗战时代生活史》是这个时期的中段，盖内容侧重于“鬼子”在上海的“德政”，故成书时，单独抽了出来。
沈昌文先生推荐这两册书时，说“这样的书，让我这个当年上海的‘小瘪三’大开眼界”。这个话，似是就作者的阅历之广而言的。比如硕学如章太炎，达官如吴稚晖，汉奸如禇民谊，青皮如吴四宝，不幸如无名姓的穷百姓等，作者都有近身的观察，或交往。这也难怪，医生摆不得高士的架子，青眼纳人，或白眼拒人。谁也不是铁箍子包脑袋，都免不了病殃。病而出得起医资、或出不起却来求诊者，你都要接待，乃至与之周旋。因此就观察、记录一时代的生活而言，医生实有最好的位置——只要他有好奇的性子，善于观察，敏于感受，笔力又足以当之。古今的好文章多有出于医生的手笔者，盖以此也。这两书的作者陈存仁先生，则正有这些个性情与优点。他好奇，眼锐；旧学的功底，更足以济其笔力；职业中来的求实的脾性，也使他记事平实而朴茂，不作海派的“折腰步，齲齿笑”等文妖之态。他记所见、所闻的上海的生活，如旧士人的落拓，新知识分子的精明，鬼子的霸道，汉奸的颟顸，青皮的狠歹，富家子的呆相，娼妓的狡狯，底层人的辛酸等，都深得希波克拉底“病理学描述”的神髓；至于涉及面之广，细节的丰富与工谨，又弥有巴尔扎克写巴黎的笔意。与这两书比，我所见的其他写新、旧上海的书，尽其好处，也不过华托式的沙龙画，至于末流，则是布歇式的轻浮与侧艳了。陈存仁先生的这两册书，则可谓旧上海的“人间喜剧”。
因作者生前不仅行医，也曾办报（尽管报的内容，是与卫生、健康有关的），故他写作时有个很好的意识：那就是很关照读者的兴趣，故记人得性情，叙事有条理，史家与小说家的优点，是兼而有之的。如他写汪政府的大汉奸禇民谊的一节，就是篇精彩的人物传。他说禇民谊不是坏人，不过颟顸、荒唐而已，国民政府光复后，他因附逆被判了死刑。但国民政府的旧友们为之请托，终于得了“不杀”的批文。但他女儿有父风，也糊涂得可以，持批文去监狱救人的途中，竟丢了那批文。于是禇就只好被杀了。禇爱打太极，原有“禇太极”之称；中枪的那刻，他忽使了“鹞子翻身”式，最后仰天而逝了。这篇文字，真是写活了禇的荒唐，应“宣付史馆”，备日后“民国混蛋列传”之采择的。写“党国元老”吴稚晖的一段，也多有传神之笔。如写他萧然一杖，疾行于嘈杂的街头，却又不时停下来买嘴吃的情景，就让人想起建康路上骑驴的王荆公，和虞山林下坐鹿车的翁松禅。老派的书生-达官之风神，对我们见惯了“奥迪”的人，真不可想象也。
近来我颇长了些马齿，身边的老辈们，就引我为同侪；蒙赐读回忆录的福分，也时时而有了。但读了之后，总觉得没人，没事，却有不同风味的道学气。我年轻时喜欢的诗人庞德，曾批评古希腊文明有“本质化”、“超越化”的怪癖。移之以形容这些老辈的回忆，似乎也恰当。它们不怎么着墨于人，着墨于事，却用深心于大义。如有个老辈人对我说，我写回忆录有个标准，那就是坏的人、事一概不写。我扣其所以，答曰“要给后代留一些好榜样”。这是“齐家”的事业，我不能说歹。还有的老辈要“通过自己的经历，以见国家兴衰治乱之迹”。这是《春秋》素王的用心，更容不得我说差。惟事本身就是有趣的；即便有“本质化”或“超越”的雄心，则“理”“事”也是不分的。又即便自己经过的事，我们未必知其大义。如事而出就好了；强求大义，不过私智穿凿而已。在这个方面，陈存仁先生的这两部回忆录，也是可以为经法的。
但浮世草草，吾生也多艰，这上海式的生活，似又不怎么可及了。至于那些对菜食者讲自己怎样吃肉的书，我虽不像小时候那样，觉得是无礼的冒犯，却渐也失了兴致。然几个月前，L兄托人寄来了两册写旧上海的书，一曰《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二曰《抗战时代的生活史》。一听名字——尤其是前者的，就觉得那在我脸前晃胡萝卜的人又来了，真是徒乱乃翁意！但一翻勒口的介绍，说作者陈存仁（1908-1990）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名中医，就想这过去的中医，终归是近“儒”的，该不像临水照影的锐头阿三们，净讲些食牛排饮咖啡之乐何如的话吧？
果然不差。
据作者的哲嗣写的后记，这两部书，原是作者晚年连载于香港报刊的回忆，成书后初版于香港，据说10年前又再版于上海，但我野人穷巷，闻见不广，所读的本子，已是今年5月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插图版了。《银元时代生活史》所记的年代，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时期（所谓“银元”，即我们俗说的“袁大头”）。《抗战时代生活史》是这个时期的中段，盖内容侧重于“鬼子”在上海的“德政”，故成书时，单独抽了出来。
沈昌文先生推荐这两册书时，说“这样的书，让我这个当年上海的‘小瘪三’大开眼界”。这个话，似是就作者的阅历之广而言的。比如硕学如章太炎，达官如吴稚晖，汉奸如禇民谊，青皮如吴四宝，不幸如无名姓的穷百姓等，作者都有近身的观察，或交往。这也难怪，医生摆不得高士的架子，青眼纳人，或白眼拒人。谁也不是铁箍子包脑袋，都免不了病殃。病而出得起医资、或出不起却来求诊者，你都要接待，乃至与之周旋。因此就观察、记录一时代的生活而言，医生实有最好的位置——只要他有好奇的性子，善于观察，敏于感受，笔力又足以当之。古今的好文章多有出于医生的手笔者，盖以此也。这两书的作者陈存仁先生，则正有这些个性情与优点。他好奇，眼锐；旧学的功底，更足以济其笔力；职业中来的求实的脾性，也使他记事平实而朴茂，不作海派的“折腰步，齲齿笑”等文妖之态。他记所见、所闻的上海的生活，如旧士人的落拓，新知识分子的精明，鬼子的霸道，汉奸的颟顸，青皮的狠歹，富家子的呆相，娼妓的狡狯，底层人的辛酸等，都深得希波克拉底“病理学描述”的神髓；至于涉及面之广，细节的丰富与工谨，又弥有巴尔扎克写巴黎的笔意。与这两书比，我所见的其他写新、旧上海的书，尽其好处，也不过华托式的沙龙画，至于末流，则是布歇式的轻浮与侧艳了。陈存仁先生的这两册书，则可谓旧上海的“人间喜剧”。
因作者生前不仅行医，也曾办报（尽管报的内容，是与卫生、健康有关的），故他写作时有个很好的意识：那就是很关照读者的兴趣，故记人得性情，叙事有条理，史家与小说家的优点，是兼而有之的。如他写汪政府的大汉奸禇民谊的一节，就是篇精彩的人物传。他说禇民谊不是坏人，不过颟顸、荒唐而已，国民政府光复后，他因附逆被判了死刑。但国民政府的旧友们为之请托，终于得了“不杀”的批文。但他女儿有父风，也糊涂得可以，持批文去监狱救人的途中，竟丢了那批文。于是禇就只好被杀了。禇爱打太极，原有“禇太极”之称；中枪的那刻，他忽使了“鹞子翻身”式，最后仰天而逝了。这篇文字，真是写活了禇的荒唐，应“宣付史馆”，备日后“民国混蛋列传”之采择的。写“党国元老”吴稚晖的一段，也多有传神之笔。如写他萧然一杖，疾行于嘈杂的街头，却又不时停下来买嘴吃的情景，就让人想起建康路上骑驴的王荆公，和虞山林下坐鹿车的翁松禅。老派的书生-达官之风神，对我们见惯了“奥迪”的人，真不可想象也。
近来我颇长了些马齿，身边的老辈们，就引我为同侪；蒙赐读回忆录的福分，也时时而有了。但读了之后，总觉得没人，没事，却有不同风味的道学气。我年轻时喜欢的诗人庞德，曾批评古希腊文明有“本质化”、“超越化”的怪癖。移之以形容这些老辈的回忆，似乎也恰当。它们不怎么着墨于人，着墨于事，却用深心于大义。如有个老辈人对我说，我写回忆录有个标准，那就是坏的人、事一概不写。我扣其所以，答曰“要给后代留一些好榜样”。这是“齐家”的事业，我不能说歹。还有的老辈要“通过自己的经历，以见国家兴衰治乱之迹”。这是《春秋》素王的用心，更容不得我说差。惟事本身就是有趣的；即便有“本质化”或“超越”的雄心，则“理”“事”也是不分的。又即便自己经过的事，我们未必知其大义。如事而出就好了；强求大义，不过私智穿凿而已。在这个方面，陈存仁先生的这两部回忆录，也是可以为经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