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荐书”的联想与困惑

■学界漫议
    *对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古代的官吏无疑比现在的干部更为精通，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比现在的干部有“德”有“诚”，因而也更懂得“为官从政、做人处事”的“真谛”？*

    这是摘自《中国社会报》的一则新闻：“民政部领导应部机关团委之邀，向机关青年推荐一批优秀书目。这些书籍涉及传统文化、历史、哲学、经济、文学等多个领域。其中，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推荐的书籍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古人留给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为官从政、做人处事重在德、诚。读四书，不但可以学习古代语言，提高文字水平，还可以领悟为官做人的真谛。”读着这则新闻，我就想起1925年孙伏园先生主编《京报副刊》时征集“青年必读书”的旧闻。“惊人的相似”大概无须再去罗列，我只想说“相似”之中的区别。其一，征集的主体不同。当年出面征集的是报社的编辑，如今却是“机关团委”，这是青年人自己的组织，是否意味着此举体现着青年人自己的愿望？其二，征集的对象不同，当年征集的对象是社会名流，如今却是政府官员，行政领导出面荐书，而且是向他们直接领导的“机关青年”荐书，是否更具有“导向”的意义？其三，征集的景象也有不同。当年名流所荐之书多为“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但毕竟还有谔谔之声，例如鲁迅先生在“缴白卷”的同时，就写下了日后引发诸多争端的话语：“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孙伏园征集的原是“青年爱读书”与“青年必读书”，就因为鲁迅的“谔谔之声”，此后的人们也就只记得“青年必读书”了。如今似是一锤定音，几个月过去了，尚未在报上看到与李部长不同的声音。于是也想试做一回“假如鲁迅还活着”的文章：假如鲁迅还活着，对于“部长荐书”，他会作出何种反应？
    我想起鲁迅的《十四年的读经》。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可以知道”与“可以悟出”，大概就是李部长所说的“可以领悟”。然而，“领悟”到的东西却是大为不同。李部长认为“可以领悟”的是“为官从政、做人处事”的“真谛”，他将此归纳为“德”与“诚”。在鲁迅看来，“可以领悟”到的东西，或许可分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然后能够变得“聪明”，这大概是从“四书”、“五经”等古书中直接“领悟”的；二是“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这似乎是从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读经之徒”或“正人君子”身上间接“领悟”的。这两条所体现出来的“德”，恰恰就与李部长所说的那一个“诚”字大相径庭。
    我当然知道，鲁迅这些话是在八十余年之前说的，时过境迁，假如他还活着，未必还会这样说。但无论如何，像李部长所说的那样，生长在21世纪的年轻人“为官从政、做人处事”的“真谛”，竟要到他推荐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去“领悟”，总是使我感到相当地困惑：对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古代的官吏无疑比现在的干部更为精通，按照李部长的意思，是否意味着他们就比现在的干部有“德”有“诚”因而也更懂得“为官从政、做人处事”的“真谛”？如今的党风政风官风确实难如人意，按照李部长的意思，其原因是否并不在监督机制与理想信念的缺失，倒在于没有让《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在他看来几乎就等同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瑰宝”大行其道？

　（作者为编审、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