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开启越来越逼近的制度出口——2009年群体事件全解析

群体事件仍处于初始阶段 

这些大大小小的“坏故事”警示我们，留给社会治理可供选择的时间、空间已变得逼仄

回溯观察2009年群体事件，有这样的基本判断：

其一，从总体上看，2009年群体事件仍处在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弱势群体仍是行动主体；事件肇始于外源性因素，即是由于他人损害了行动者的利益而引发；这些事件仍是地方性的、地区性的或行业性的抗议行动，且往往呈零散、偶发状态；每个群体事件都有它具体、特殊的经济民生利益诉求，虽以非规范的体制外行为表达出来，但并不谋求体制内权力的再分配；事件反映的是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之争，而不是与执政党的权力之争；群体事件的组织化程度仍较低；非组织化的情绪、传言、谣言和其他偶然因素仍在群体事件中起很大作用；事件一般持续时间较短。因此，尽管2009年这种局部性冲突此起彼伏，但社会大局依然稳定。

其二，群体事件与地方经济增长模式的相关性愈益明显，经济结构失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显性化。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高度倚赖的经济领域成为群体事件高发领域：如，企业改制及劳动争议纠纷；房屋拆迁；农村征地；环境污染；涉众型犯罪和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民办代课教师待遇问题等。

其三，2009年社会张力明显增大，且表面化。在中央政府不断加大公共安全投入，加强社会控制的背景下，群体事件仍频繁发生，数量较2008年有增多趋势，且参与人数、规模和对抗形式等均有程度不一的提升；还出现了短暂的、地区性的社会骚乱和波及全国网络舆情的社会事件。前者如，湖北石首“6·17”事件；后者如，云南晋宁“躲猫猫”事件、湖北巴东邓玉娇案、上海“钓鱼执法”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坏故事”警示我们：底层社会潜隐的结构性压力和对立、排斥力量正在增大，且容易被激活、表面化；留给社会治理可供选择的时间、空间已变得逼仄，难度越来越大。

2009年11月23日，广州番禺居民在市政府门前与从警车里走出来的官员互动　图/陈蛋

群体事件的五个新动向 

暴烈程度显著上升，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这是2009年群体事件最鲜明的特点

自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就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伴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波动、变化，群体性事件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其一，由网络舆论引发的社会事件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群体事件此起彼伏，且已显露出交织、合流的迹象。2009年开春以后，既发生了十余起在全国范围内造成较大或重大影响的群体事件，也发生了十余起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事件。网络舆论事件与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态势在社会舆论上形成了共振，这增加了社会张力，并使底层社会对立的气氛陡增。一方面，民众利用网络这个“社会减压阀”释放不满和负面情绪，这对舒缓民怨发挥着显著功效；但另一方面，网络舆论事件往往是由“小地方出事，大地方公共话题”衍化而成，它往往会激活、激化民众潜隐的愤懑情绪，将其公开化，且无限放大。而现实群体事件中的集体行动则又在网络舆论事件的烘托下将民众中的集体愤怒街面化，造成现实的社会影响。

其二，暴烈程度显著上升，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这是2009年群体事件最鲜明的特点。继2008年瓮安事件后，群体事件冲突的激烈化程度就呈上升的态势。从这些形式各异的暴力冲突事件中可以看出：民众表达诉求渠道狭窄；民众中积怨甚多；基层政府“不作为”；缺乏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等。冲突中对立双方大都曾经历过规范和非规范的无数次博弈互动，双方的精力、金钱和耐心似乎都已经浪费耗损殆尽，因而“动粗”的阀值大大降低。这是令人深感忧虑的。

其三，民众对公力救助存疑，信崇自身的自力救助。石首事件中，警察越是说厨师是自杀，老百姓越是不相信，一个抢尸，一个护尸，尸体简直成了一个道具，僵持数日最后酿成大规模的群体事件。6月17日，东明“甲状腺瘤”事件和7月17日“杞人大逃亡”事件造成的民众恐慌和社会混乱，其根源也在于对当地政府的不信任。

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孙中界“断指证清白”就是一种无奈的“自残式暴力”，用自己的挫折、屈辱、沮丧、痛苦混合组装成的“悲情原子弹”，似唯此，才能将对方置于“不义”，才能达到自救。

其四，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高发。7月的通钢事件、8月的林钢事件，将由集体劳动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推向高潮。2009年多起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表明，虽然，目前产业工人对资本及其集团的认识还仅处在马克思所讲的“自在”阶段，这表现为现在集体劳动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仅是自发的、分散的、偶发的，且局限于提出某些经济诉求；但是，由于他们具有相同的经济地位、共同的经历和体验，况且不少人由于受教育程度较父辈已有较大的提升，且亲眼目睹兄长辈在上世纪90年代遭遇的下岗、失业困苦，他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且能表达清楚产业工人间的利益共同性，以及和资本集团的利益不同性、乃至对立性，因而，已具有&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