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君王论】新社会运动中的博弈

过去两个月，香港街头风起云涌。在反对高铁一役中，成千上万以“80后”为主的民众集结在立法会外，声援议会内反对高铁提案的议员，声势浩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2003年的一次大游行后，香港新生代的公民意识及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就已经被唤起，结果催生了“新社会运动”，出现了多个依靠互联网动员，关注社会、环保、保育（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等）等议题的新压力团体，不再只是执着于主流民主派倡议的民主、普选。

新社运有以下特征：不重视甚至抗拒组织，强调个人的自发行动，尤其是普通市民的参与；反对社会上一切他们认为不公义、为发展牺牲整体社会利益的行为；着重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思辨；以崭新、较传统激烈的抗争行动为手段；而最特出的是，互联网成了他们传播理念及动员的主要渠道。

不少年轻人逐渐在网络上接触到这些新社运人士的理念和想法，遂造成相当广泛的影响。香港社会阶层流动性日趋减弱，年轻人看不到前路，在对社会现状及建制不满的情况下，受到新社运宣扬的信念感召。

新社运的出现，相较旧社运，令政府更难应付、晕头转向，其中包括以下原因：

一）仪式化vs逼进死角的抗争

香港已往的一些示威常客，即使那些被视为较激进的，其示威也已经被视作一种例行的仪式，目的只是争取电视荧屏以及报章版面的一些曝光，好有个交待。于是陷入记者来采访就有所行动；记者采访完毕就结束行动的处境，因而对政府构成的压力很有限。

这类例行公事，对政府高官来说，根本不难应付。最重要的是当游行示威完毕，记者向官员讨回应时，你能应对得体，就不会有人再加深究。

问题是如今的新社运却往往出现锲而不舍的抗争及冲击，就如前几年的保护天星码头抗争，不是传统上的行动完成后就“和平散去”，而是不停折返，再三冲进去抗争；这次的反高铁运动也一样，群众长时间集结在议会外，令传媒不得不持续跟进报道，也令更多的市民加入，结果是使政府、政客以至整个政坛的神经也动起来！

当群众不是循例、仪式性地，而是反复、持续性地去占据现场，就会把一场游戏性质的媒体“秀”，转化成一场真正的政治危机；而政府也要收起那种由“应对得体”挂帅的“政治公关”心态，转为认真处理危机。

香港政府狼狈的原因是，他们要面对的，是一群全新的、他们一无所知的对手；对手采用的是会把政府逼进死角的行动逻辑。

二）全方位vs单一议题

香港政府过往与政党交手，对方通常都是全功能、多方位、多议题的组织，因此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空间往往较大，可能在一项政策上让步，以换取政府在另一项政策上的礼尚往来。双方因此不会轻易陷入僵局。

问题是政府这次面对的是一群紧抱单一议题的对手，无法在不同政策之间“拉上补下”，因此，难有妥协和政治交易的空间。所以，视政治为妥协之艺术，习惯了政治交易的官员，顿时束手无策。

三）“有来有往”vs“一次性”

“有来有往”与“一次性”博弈之间的最大分别，就是前者总要为对手留下后路，“日后好再相见”，毕竟对方是要持续交手的官员。所以大家守一定的“江湖规矩”，不会使用过激或针对个人的手段。

但新社运中，政府面对的是完全没有这类概念的对手。没有人想和你长期纠缠，他们只要“一次性”和你在某单一议题中火并，根本不理会你是哪一个，很多出轨的手段也用得上。

四）传统组织动员vs网络

传统政党呼吁群众上街总是大张旗鼓，一级级（从政党中央到地区支部等）进行动员，再加上个别支持媒体的摇旗呐喊。因此，政府可以料敌先机，做好应变的准备。

但新社运，正如主事者所言，很多决定都有即兴、临时的性质，以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互通消息，并无特别的指挥或发施号令者，每个示威者都可以站出来做领导，发动网上召集。这也是政府防不胜防的原因。新时代的网络和手机政治，为社运提供了无限的空间、灵活和弹性。

五）阶级vs后物质主义议题

其实早在1970、1980年代，新社运就已在欧洲兴起。随着社会渐趋富裕，社会运动关注的议题，渐渐由阶级分配，转变成一些后物质主义的议题，如环保、集体回忆等，变得更具有意识形态性，更难容得下折冲、妥协的空间，超越了原有政党政治的框框。

经济分配议题，容易妥协折衷，税率、福利金额、最低工资等，像是一道持续的光谱，容许争议双方讨价还价。而保育等议题，牵涉非此即彼的价值，如“不迁不拆”之类的诉求，没有妥协的空间。

新社运的出现，已成为令香港政府头痛的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