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客“暗战”国会山

美国国会有１００位参议员，４３５位众议员，这些人互不隶属，在美国政治架构中掌握实权。在因不够重视国会而吃苦之后，大陆开始愈加重视对美国会外交

美国国会山   ＣＦＰ／图

　　　　
历史“悠久”与“空白”　
　　台湾对美国国会的重视可谓历史悠久。台湾前资深外交官张亚中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对美国国会的游说，始于上世纪４０年代，国民党政府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通过拜访国会议员、在国会演讲等方式，争取美国援华抗日。
　　雇佣公关公司为台湾服务，肇始于上世纪５０年代末，纽约州州长杜威向台湾驻联合国大使蒋廷黻推荐赖特公司，蒋介石为此亲自批下３０万美元。
　 １９７９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后，台湾就把聘请公关公司在国会游说，作为影响美国台海政策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民主党执政的卡特时代，台湾聘请了民主党背景深厚的贝隆公司；共和党执政的里根时代，又换成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汉纳·福特公司；克林顿上台后，李登辉雇佣了与民主党关系良好的卡西迪公司，并最终促成李登辉访美。
　　陈水扁上台后，继承了李登辉留下的关系网，游说活动也由政府幕后出钱、民间出面演变为政府直接出面，雇佣公关公司游说国会，促进国会通过有利于台湾的议案，帮助台湾外交人员和议员建立沟通渠道。　
　　肯塔基州参议员、曾做过十年职业说客的理查德·罗丁指出，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花钱在美国游说。
　　而如华盛顿游说界所言，台湾和以色列是华府最具影响力的游说集团，也并不是指二者花费的绝对数额最多，而是其绝大部分都花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所以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更为巨大。
　　来自美国司法部的信息显示，中国政府对美游说一度几乎为空白。自１９８６年起，中国政府才与Ｊｏｎｅｓ Ｄａｙ公司签约，内容是中国宗教自由和北京奥运会。待２００５年周文重任驻美大使后，对游说工作给与更多重视。
　　北京大学中国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于铁军认为，中国以往总是把对自己的印象挪到他国身上，总以为美国政府也和自己一样，是一个整体，而往往忽视了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中国会的重要作用。
　　中国长期以来不够重视美国国会公关，累积的负面效应已大幅显现。据《华盛顿观察》统计，２０００年后，美国国会平均每年提出八十多个涉华议案，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其中９０％以上或是指责、批评中国，或对白宫对华政策表示不满。

游说花费悬殊
　　据《华盛顿观察》报道，２００５年９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苏格代表中国政府，与游说公司帕顿·博格斯公司签约，请其在“国会事务”方面提供建议，这是中国第一次明确地以美国国会为目标的签约。
　　帕顿·博格斯公司在游说机构多如牛毛的华盛顿被看成是三大游说公司之一。它的客户包括了沙特、巴基斯坦和墨西哥政府等。帕顿·博格斯公司旗下的游说主力包括美国前驻新加坡大使蒂莫西·查尔巴、美国前交通部长罗德尼·斯莱特等。
　　来自纽约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休默曾以对华强硬著称，曾在２００３年以中国“操纵货币”为名，要求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施加２７．５％的惩罚性关税。２００５年９月帕顿·博格斯公司与中国签约后，曾三次拜访休默。随后，休默在２００６年初主动要求访问大陆，３月２０日来华考察中国货币政策。回国后，休默宣称“在中国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认识到中国推进汇改的诚意和决心”，并对人民币实现完全自由浮动表示乐观。
　　此外，这家公司还先后拜访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会见参众两院领袖。从２００５年始，该公司三度约见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华纳的助理，向其介绍台海局势等情况。华纳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陈水扁，认为其“过激言行”威胁台海稳定。
　　曾在华盛顿某游说公司实习的邓三遇指出，就目前来看，和台湾相比，大陆的国会游说仍“相形见绌”。在华盛顿圈内人士看来，台湾的公关能力和以色列政府不相伯仲，是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强大的国外游说势力。
　　南方周末记者自美国公共诚信中心了解到，从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４年，来自中国（包括政府、民间机构、企业）游说费用累计４２２．５２８２万美元。而同一时期，台湾的游说费用则是６２５．４万美元。从总数上看，似乎相差不算太远。但中国游说的详细列表显示，这４２２万游说费用中，仅香港贸易发展委员会一家的费用就占４１８万，中国大陆游说总花费竟不到４万美元。中国大使馆与帕顿·博格斯（Ｐａｔｔｏｎ Ｂｏｇｇｓ）签约金额是每月２万美元，而目前，台湾无论哪家公司签约，每个金额均在每月２０万美元以上。
　　此外，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中国与公关公司所签订的１７个合同当中，只有２个是以政治为目标，其余都是贸易、教育、信息产业、打击跨国犯罪等。而反观台湾，三分之二的游说合同为政治和军事议题，指向十分明显。
　　自２００５年始，大陆在美国国会游说规模迅速增加。南方周末记者在美国公共称心中心了解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两年间，中国大陆游说迅速飙升至３７１万美元。　

　
从“登门拜访”到“请进来”
　　说客之间的暗战，不仅限于国会山。除“登门拜访”外，还注重邀请议员访问。
　　台湾“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以及“中华民国国际经济合作协会４年花费２３万美元，邀请了３４位美国会议员赴台访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沈莫寒分析，大陆邀请议员访问，大多采取正式官方形式，且邀请议员“集体来访”，而台湾更多采取邀议员单独访台，以示尊重。台湾的做法更加便于“沟通感情”，而大陆则显得灵活性不足。此外，美国议员即使单独访台，也能获得陈水扁或吕秀莲的接见。
　　２００１年４月，美国讨论是否向台湾出售“宙斯盾”驱逐舰作出判断的敏感时刻，马里兰州共和党议员Ｂａｒｒａｔｔ应邀访台，得以会见陈水扁、吕秀莲等。回国后，他就上书布什，力陈应将“宙斯盾”舰卖给台湾。
　　据美国华人团体“百人会”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对中国的印象时，普通民众认为中国是积极因素的比例为六成；商业领导人认为中国是积极因素的占６３％。但在国会，被访者８０％持负面态度。
　　大陆与台湾在美国国会的游说不能只看数字。吴东指出，大陆与美国有外交关系，各种问题均可通过官方正常渠道沟通，也是大陆不重视国会的客观原因。另外，如波音、ＩＢＭ等在华大量投资的美国商业巨头，在政府和国会拥有强大影响力，从自身利益出发，也会强调中美共同利益，替中国说话。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这些大公司也会越来越多。

　　（邓三遇对本专题亦有贡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