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朋友，请原谅

    那是打倒“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７年。由于十年“文革”的巨大破坏，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就在此时，中央来了文件，在国家财政较为紧张的情况下，要给全国亿万职工增加工资。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
    我们是１９６８年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１９６９年招工进厂，进厂已有８个年头了，还没有涨过工资。听说要涨工资，我们都喜在眉梢。终于有一天，全厂职工开大会，传达中央关于调资的文件。记得那天是下午两点半开会，各个车间的职工都在一点半就早早排队进入了会场。会议正式开始之前，会场内嗡嗡声一片，都在议论涨工资的事，同事们红光满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传达开始后，６００多人的大会场内鸦雀无声，大家都全神贯注竖起耳朵听厂里的党委书记念调资文件，生怕走漏掉一个字。听着听着，会场内忽然炸开了锅，原来这次调资，只能调４０％的面，而６０％的职工——即大多数职工不能增加工资。哪些人是４０％里面的呢？文件上讲的是“企业骨干”。骨干？谁是骨干？谁又不是骨干？谁也无法说清楚。这就给这次调资增加了难度，也埋下了隐患，注定在职工中会发生许多勾心斗角的事情。
    这次涨了工资的，毫无疑问被认为是骨干；没有涨工资的，自然就是“非骨干”。工资没涨，还要被定为 “非骨干”，面子上多难堪！这对于年轻气盛的我们（那年我２６岁）来说，谁愿意“赔了夫人又折兵”？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豁出去！非涨上这级工资不可。其实，这级工资的级差只有６元钱。我们进厂的第二年便已转正定级，月薪３５元，这次能涨６元的话，也就是月薪４１元。说它是蝇头小利，并不为过。但就是为了这蝇头小利，我撕破脸皮针锋相对，彻底得罪了与我一同下放又一同招工进厂、还分在一个车间一个班组、曾经住一个集体宿舍房间的亲密朋友——皮小良。
    当时，调资的工作按计划分三步走：首先，传达宣讲中央文件；其次，各车间科室讨论领会文件精神，职工个个都要表态，正确对待；第三，各车间科室将增资指标落实到人。前两步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关键的第三步，我们车间的一个指标就几乎直接落到了我与皮小良的身上。皮小良是个忠厚人，那天开会他一言不发。我憋不住了，把事先早已打好腹稿的“材料”，面对面地在会上抖出来，攻击皮小良。我历数他三大“罪状”：第一，组织纪律松懈，要求自己不严，上班有迟到现象；第二，工作不认真，学习操作机械，进步不快；第三，去年曾患病住院一个多月，直接影响了车间生产。明眼人一听便知，我说皮小良的种种不是，无非是想将他踩下去，好让自己涨级。偏偏小良是个老实人， 我点名道姓地说他，他听了我这些似是而非的“罪状”，非但没有加以驳斥，反倒红了脸，低着头，显得十分可怜。我妻子与我是一个车间的，开会时她在场。她多次用眼神试图阻止我的发言，但我不管不顾，一口气连珠炮似的放完了。她立即愤怒地起身退出了会场。我列出的皮小良的第三条“罪状”，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我一说完，一位车间同事忍不住了，当即拍案而起，对我进行反驳，他说：皮小良生病住院，并不是他自己有意为之，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保证自己一生没病？我无言以对。但我当时心里不服，认为这位同事是在帮皮小良说话。
    俗话说：好汉就怕病来磨。同事、朋友生病了，我们应该同情和帮助他，怎么可以把这个也作为一条不能增加工资的“罪状”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真是利欲熏心啊！事情虽然过去了３０年，但我还为自己当时的行为感到汗颜。
    那次涨工资，我和小良最终都没有涨成。不久，我离开了那个厂，调到另外一个单位工作。后来，我在路上碰到过小良，彼此都觉得尴尬，只好匆匆点头而别。以前，我和他是无所不谈的朋友，现在变成无话可讲的点头之交了。确实，我伤他太深。多年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向小良当面道歉，诚恳地对他说一声对不起，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现在我们都已年过半百，是祖父辈的人了。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在这里真诚地、郑重地、公开地向小良道歉，请求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