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记者”在关键时刻的分量
老梅说：“等不及了，民工死了四五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尸体都停着，期盼着我们记者去呢！”
■记者记事
我们辛辛苦苦采访的稿子都没有交到报社，之所以这样，是王明生告诉我们:在记者的“重压”下，他们联合成立了调查组，该村死者家属的赔偿及其安置终于得到了合理解决。
事后，我们想，如果媒体不介入，死者家属会不会得到赔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件事让我再一次感觉到：“记者”在关键时刻的分量
经历过无数个“五一节”，其间发生的事或多或少地留下些许印象，但只有这个“五一节”最令我刻骨铭心。去年的这一天，本属公休日，却因记者的职业成为我终身难忘的名副其实的“劳动节”。
２００６年４月３０日下午，老梅气喘吁吁地跑到报社对我说：“毕节发生了建筑事故，准备一下，明天去采访！”
老梅是《中国改革报》贵州记者站的记者，遇到老百姓的维权问题，我们经常搞媒体联动，相互间配合得很不错，可以说是随喊随到。但是，这一次不行，一个朋友从昆明来贵阳找我玩，我不能失约，因此我向老梅建议推迟一天去。老梅说：“等不及了，民工死了四五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尸体都停着，期盼着我们记者去呢！”
说到“记者”两字，老梅的语气显得有点特殊。望着他，我突然在瞬间感觉到了“记者”在关键时刻的分量。看来，事情一定很急，否则，老梅不会跑得如此满头大汗亲自到报社来找我。于是，我很歉意地向远方的朋友说明情况后，翌日一早，我们踏上了去毕节的路。
在车上，老梅才介绍说，此次去采访的地方是毕节地区一个很偏僻的乡镇，那个地方在建造加油站时，施工方受经济利益驱使，无视安全，违规施工，造成了山体垮塌、死亡６人的特大事故。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竟想敷衍了事，不但不按补偿标准赔偿，还想将事故责任推到无辜的死者身上，引起了死者家属和当地老百姓极大的愤慨。
发生事故的地方叫阳长，当我们驱车一路颠簸赶到此地时，已经是快夜幕降临的７时了。车刚停下，便围过来一大群村民。一个村民对记者说，他们（建筑方）听说记者要来，顿时慌了，一边派人到村里来威胁村民不要对记者乱说，否则对村民不利，另一边又去了县里活动，可能明天一早要在现场“大做文章”。
又渴又饿，但事情紧急，我们已顾不得这些。出于职业敏感，更多的还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我们先去看了出事现场，并趁天未黑之前拍了照，接着便去死者家了解情况。
与冷寂的出事现场完全不同，该村凡是死了人的家庭，皆哀声一片。在悲悲戚戚的气氛里，记者并没有见到死者及其棺材。
见记者来了，披麻带孝的死者家属嚎啕大哭，跪着痛说事情发生的经过，恳求记者一定要替老百姓申冤，讨回一个公道……
从死者家出来，已是夜晚１０点多钟了，又冷又饿的我们又向山里悄然走去……
因为死者家属担心事情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便将尸体停放在很远的山里。一片漆黑中，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高一脚低一脚摸索着往山里走去。此时，虽然季节已进入初夏，但山村夜晚的气候非常寒冷，皮肤上有一种刺骨的感觉。由于怕人发现，村民手里的手电筒一直不敢开，只是在黑黝黝的沟壑里摸索着，实在看不见路时，才偶尔打开亮一下，随即熄灭，而一亮一熄，便令人滋生出一种异常恐怖的感觉。
带路的村民叫王明生，他告诉我们，之所以搞得这样神秘，是怕被他们（施工方）发现，因为他们买通了村、乡干部，一旦知道死者的尸体停在山里，就会派人来将之强行埋葬。
深夜１２点，在黑暗中摸摸索索大概走了４里路后，我们最后来到了一座山坡上。棺材隐蔽得很好，如果不是村民引导，恐怕连白天也难以发现。在一片松林中的几丛荆棘处，王明生掀开了一些杂草，透过朦朦的夜色，我们看到了分别停放在几处的棺材。王明生解释说：“记者，谁家死了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入土为安，但这几个人死了已经好多天了，还不埋，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指当官的）太欺负老百姓了，老百姓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这样做的。现在，就靠你们记者了……”说着说着，王的声音开始哽咽起来。
黑夜、深山、冷风、棺材…… 这些只能在银幕上见到的情景，此时就在面前，我们的心里充塞着一种别样的滋味——有一句话叫“人命关天”，民工在干活时遭遇不幸，按说施工方及有关部门应该主动上门慰问，该赔偿的赔偿才是，但有人却不把这当回事，老百姓不得不指望媒体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打开相机拍照。在黑漆漆的夜里，我们都知道，尽管使用了闪光灯，但最后照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怎么好的。不过，想到因记者的介入可能会使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干得非常的投入和专心……
翌日，疲惫至极的我们将事故的发生及老百姓的情况，向县里有关领导作了通报。我们想，出了这么大的事，县里一定非常着急，谁料到，此事虽然引起了该县有关领导的重视，但该领导却认为，村民是建造加油站而死亡的，应当由省里的石油部门来负责。后来，我们找到了石油部门，石油部门又推到县里……见他们互相推诿，我们愤怒了，说你们不管，就别怪我们了，到时有你们难堪的。见我们发了脾气，他们都有点软了，说“好商量、好商量”。
后来，我们辛辛苦苦采访的稿子都没有交到报社，之所以这样，是王明生告诉我们，在记者的“重压”下，他们联合成立了调查组，该村死者家属的赔偿及其安置终于得到了合理解决。
事后，我们想，如果媒体不介入，死者家属会不会得到赔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件事让我再一次感觉到：“记者”在关键时刻的分量。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的最难忘的一次采访了。
我们辛辛苦苦采访的稿子都没有交到报社，之所以这样，是王明生告诉我们:在记者的“重压”下，他们联合成立了调查组，该村死者家属的赔偿及其安置终于得到了合理解决。
事后，我们想，如果媒体不介入，死者家属会不会得到赔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件事让我再一次感觉到：“记者”在关键时刻的分量
经历过无数个“五一节”，其间发生的事或多或少地留下些许印象，但只有这个“五一节”最令我刻骨铭心。去年的这一天，本属公休日，却因记者的职业成为我终身难忘的名副其实的“劳动节”。
２００６年４月３０日下午，老梅气喘吁吁地跑到报社对我说：“毕节发生了建筑事故，准备一下，明天去采访！”
老梅是《中国改革报》贵州记者站的记者，遇到老百姓的维权问题，我们经常搞媒体联动，相互间配合得很不错，可以说是随喊随到。但是，这一次不行，一个朋友从昆明来贵阳找我玩，我不能失约，因此我向老梅建议推迟一天去。老梅说：“等不及了，民工死了四五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尸体都停着，期盼着我们记者去呢！”
说到“记者”两字，老梅的语气显得有点特殊。望着他，我突然在瞬间感觉到了“记者”在关键时刻的分量。看来，事情一定很急，否则，老梅不会跑得如此满头大汗亲自到报社来找我。于是，我很歉意地向远方的朋友说明情况后，翌日一早，我们踏上了去毕节的路。
在车上，老梅才介绍说，此次去采访的地方是毕节地区一个很偏僻的乡镇，那个地方在建造加油站时，施工方受经济利益驱使，无视安全，违规施工，造成了山体垮塌、死亡６人的特大事故。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竟想敷衍了事，不但不按补偿标准赔偿，还想将事故责任推到无辜的死者身上，引起了死者家属和当地老百姓极大的愤慨。
发生事故的地方叫阳长，当我们驱车一路颠簸赶到此地时，已经是快夜幕降临的７时了。车刚停下，便围过来一大群村民。一个村民对记者说，他们（建筑方）听说记者要来，顿时慌了，一边派人到村里来威胁村民不要对记者乱说，否则对村民不利，另一边又去了县里活动，可能明天一早要在现场“大做文章”。
又渴又饿，但事情紧急，我们已顾不得这些。出于职业敏感，更多的还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我们先去看了出事现场，并趁天未黑之前拍了照，接着便去死者家了解情况。
与冷寂的出事现场完全不同，该村凡是死了人的家庭，皆哀声一片。在悲悲戚戚的气氛里，记者并没有见到死者及其棺材。
见记者来了，披麻带孝的死者家属嚎啕大哭，跪着痛说事情发生的经过，恳求记者一定要替老百姓申冤，讨回一个公道……
从死者家出来，已是夜晚１０点多钟了，又冷又饿的我们又向山里悄然走去……
因为死者家属担心事情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便将尸体停放在很远的山里。一片漆黑中，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高一脚低一脚摸索着往山里走去。此时，虽然季节已进入初夏，但山村夜晚的气候非常寒冷，皮肤上有一种刺骨的感觉。由于怕人发现，村民手里的手电筒一直不敢开，只是在黑黝黝的沟壑里摸索着，实在看不见路时，才偶尔打开亮一下，随即熄灭，而一亮一熄，便令人滋生出一种异常恐怖的感觉。
带路的村民叫王明生，他告诉我们，之所以搞得这样神秘，是怕被他们（施工方）发现，因为他们买通了村、乡干部，一旦知道死者的尸体停在山里，就会派人来将之强行埋葬。
深夜１２点，在黑暗中摸摸索索大概走了４里路后，我们最后来到了一座山坡上。棺材隐蔽得很好，如果不是村民引导，恐怕连白天也难以发现。在一片松林中的几丛荆棘处，王明生掀开了一些杂草，透过朦朦的夜色，我们看到了分别停放在几处的棺材。王明生解释说：“记者，谁家死了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入土为安，但这几个人死了已经好多天了，还不埋，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指当官的）太欺负老百姓了，老百姓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这样做的。现在，就靠你们记者了……”说着说着，王的声音开始哽咽起来。
黑夜、深山、冷风、棺材…… 这些只能在银幕上见到的情景，此时就在面前，我们的心里充塞着一种别样的滋味——有一句话叫“人命关天”，民工在干活时遭遇不幸，按说施工方及有关部门应该主动上门慰问，该赔偿的赔偿才是，但有人却不把这当回事，老百姓不得不指望媒体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打开相机拍照。在黑漆漆的夜里，我们都知道，尽管使用了闪光灯，但最后照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怎么好的。不过，想到因记者的介入可能会使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干得非常的投入和专心……
翌日，疲惫至极的我们将事故的发生及老百姓的情况，向县里有关领导作了通报。我们想，出了这么大的事，县里一定非常着急，谁料到，此事虽然引起了该县有关领导的重视，但该领导却认为，村民是建造加油站而死亡的，应当由省里的石油部门来负责。后来，我们找到了石油部门，石油部门又推到县里……见他们互相推诿，我们愤怒了，说你们不管，就别怪我们了，到时有你们难堪的。见我们发了脾气，他们都有点软了，说“好商量、好商量”。
后来，我们辛辛苦苦采访的稿子都没有交到报社，之所以这样，是王明生告诉我们，在记者的“重压”下，他们联合成立了调查组，该村死者家属的赔偿及其安置终于得到了合理解决。
事后，我们想，如果媒体不介入，死者家属会不会得到赔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件事让我再一次感觉到：“记者”在关键时刻的分量。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的最难忘的一次采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