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西学第一人

“这样的事并非不常发生：大规模的远征和轰轰烈烈的壮举，年深日久趋于成熟，但其创始时的情况，对于很久以后的人们，却完全是一本未曾打开的书。对这一事实的原因经常加以思索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一切事件，即使是后来有巨大规模的事件，在开始时都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希望会在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事……”

1608年，利玛窦猛然发现自己已经是第一批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中仅存的一个。他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开始记录在中国20多年的传教经历，以使“从这个高尚民族所采摘的第一批基督教果实的故事不致湮没”。

的确，他是第一个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在28年的传教历程中，他建立了4个传教点，最后一个就在大明天子的脚下。到利玛窦辞世的1610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名信徒。他本人获皇帝钦准成为第一个葬于中国内地的教士。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为他们的“远征”建立一劳永逸的基础。因为罗马教廷和中国的“礼仪之争”，1717年，另一个中国皇帝康熙颁令，中国全面禁止传教。在此之后，双方虽有改善关系的尝试，终究没有打破僵局。罗马教廷废除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禁令远在两个世纪后的1934年。

所以，更具深远意义的，毋宁说是利玛窦为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叩开了大门，对中国士大夫而言，利玛窦以温和的方式为他们打开了眼界。他的天文、地理知识，文化、道德观念（宗教观念隐于其后），使他们意识到，西方并非他们以为的蛮人国度，而是极发达的文明。中国中心观虽难以克服，毕竟开始动摇了。

而在西方，除了利玛窦所翻译的《四书》，1615年，金尼阁整理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完全取代了被欧洲人视为童话的《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基本读物。再加上之后的传教士发回来的报告，不少欧洲大思想家对东方的神秘古国萌生浓厚兴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发现，中国典籍《周易》的六十四卦表现出“二进制”，这使他觉得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科学领域中的新成员，他一度相信从中国能找到证据证明《圣经》纪年的精确性；法国思想家伏尔泰高度赞扬中国的“自然神论”，在《风俗论》中他以中国为世界文明史的开端，甚至还用中国纪年来讲述世界历史。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则读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计划派人到中国研究古老的法律。

当然也有唱反调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中国法律以高压而不是智慧来统治中国人，极大地遏制了自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文明停滞在人类精神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能像西方那样充分发展出自由。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卡尔·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谈到中国，认为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人才有可能看到“自由、平等、博爱”被镌刻在万里长城上。

无论褒贬，这些议论多少出自相隔遥远的玄想，真正的接触要在1840年才开始，到时候西方人才有可能放下望远镜，用他们的双脚丈量这个古老文明，虽然他们同时也带来了枪炮。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利玛窦和他的教友们开启了一些“重要的事”。作为沟通中西科学、文化的使者，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尽管因某些局限，他们带到中国的科学并不都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比如其中的天文学还依循地心说。但是总的来说，可以用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话来概括他们的作为：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工作，其成就超过了印度佛教的先行者们在唐朝的成功，……开启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自然科学沟通的大门，而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将要以此为基点”。

另一方面，他们当时来说成果还不很丰硕的福音传播事业，在400年后的今天，已然“征服”了不少中国人的心灵。就像《圣经》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