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面目模糊的证据

　　在20世纪初法医学刚进入成熟阶段时，西方公众常常把那些专家当传奇人物来崇拜。他们深感兴趣地阅读报章上的罪案报道——其时此类报道极为详尽——对经常“现身说法”的专家们则满怀敬畏。当年英国最受推崇的法医学家伯纳德·斯皮尔斯伯里每次到庭，新闻发布厅中的记者们都会赶忙削尖铅笔洗耳恭听。

　　法医学今日的巨大成功，从美国流行电视剧《CSI》（犯罪现场）等的广受欢迎就可见一斑，更可以掘尸在美国成为一股风潮来佐证。历史上的名人无论英雄恶徒，只要不是死得过分平淡无奇，“他们的坟前就会聚集起一大群扛着铁锹、锄头、聚光灯、摄像机以及一个资金充足的掘尸项目应具备的各种工具的‘法医学复活主义者’”。人们相信“尸体是最好的证据”，对其进行适当处理，它可以说出很多东西。所以，开棺验尸在美国是家常便饭，倒是中国的火葬有点“毁尸灭迹”的意思。

　　证据固然重要，理解证据同样重要。但正如本书作者埃文斯所说，你可以将人们培养成科学家，但他们还是会有常人有的各种弱点，一旦法医学家“对有关案件的证据形成了自己的立场”，就会寸步不让，不管相反证据是否有说服力。事实证明最伟大的专家也远非一贯正确。不少案例中，具有对等资历的两位专家甚至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即便权威如斯皮尔斯伯里，晚年在法庭上也曾仅仅基于他和被告人握手时对方的手软弱无力就作证说：我不相信他可以用这只手掐死任何人。何况，他们常常还会受到权力和金钱的操纵。

　　以名噪一时的“辛普森案”为例，这场美国加州历史上最漫长的审判，耗费资金超过2亿美元，有多达150名证人出庭，产生5万多页审判记录，仅法医学论证就用去两个月，其间DNA被提及超过1万次，可算是法医学证据最“充分”的案例。但尽管大多数证据指向同一个人，一个不能算不公正的法庭，还是败给了被告由11位著名专家组成的“梦之队”、一个三分之二成员是黑人的陪审团（辛普森是黑人）、以及警方进行调查时所犯下的一系列操作失误。辩方专家对检方证据的任何细微疑点都锱铢必较，成功地使对方承认他们有工作过失，再推论他们可能篡改证据，直到最后所有证据都变得面目模糊。

　　尽管这些说法在逻辑上并不怎么坚实，但众所周知，陪审团非常容易被有意向他们强调的信息影响。法学院学生的必修电影《十二怒汉》中，由亨利·方达饰演的主人公是司法精神的象征，他始终保持清醒，逐一说服其余11位被激怒的陪审员重新对“事实”做出判断。但1和11的对比或者正说明了对于陪审员来说，独立、冷静的思考多么难得。大多数时候，他们对犯有过失的证人再不抱信任；他们对一个杀人犯该如何杀人有自己的想象；他们原有的价值观和成见往往妨碍对证据的理解；最后，他们缺少专业知识，容易被误导——有多少普通人会知道80%的人会将血型分泌到唾液、精液及其他体液之中？

　　总之辛普森“清白地”回到了球迷们身边——当他躲在家里和特警对峙时，球迷们曾不停地挥动写着“我爱辛普森”的牌子。去年，他筹划推出自传《如果我做了》，以虚拟口气描述杀害前妻的经过，但出版公司迫于压力取消发行，直到今年9月才终于重获出版。他的“前辈”，本书第九章的主人公、罪案发生时只有14岁的史蒂文·特拉斯科特比他“动物凶猛”，他当年因奸杀同学被判处绞刑，后减为终身监禁，但10年之后获释重新开始生活，再过10年又成功推出自传，书名和辛普森自传异曲同工，只是更含蓄——《是谁杀死了林恩·哈伯？》。

《福克纳传》

［美］杰伊·帕里尼 著  中信社07年7月

　　早年，福克纳还是无名小辈时，5个短篇小说赚20美元已让他心满意足。很长一段时间，他活得有些沉重，但是即使在给一家发电厂的锅炉房当监工的时候，他也忙里偷闲搞创作。出道初期，美国方面对他的评价一直摆动在两极之间。由于在小说中揭示了故乡的丑陋，他甚至被乡亲的敌意团团围住。直到法国人和英国人将他尊为大师，他的祖国才真正对他刮目相看。

《从汉学到中国学》

钱婉约  著   中华书局07年3月

　　1860年代，日本开始推行通过荷兰向西方学习的国策，很快，洋学堂兴起，以研究宋明理学为主旨的官方学问总部昌平黉，和以传习中国经史诗文为课业的地方私塾纷纷关闭。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代表日本思想界宣告日本与中国精神上的分裂。但是日本知识界从未停止对于中国的研究，日本的汉学和中国学，在国际汉学界和中国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吉川幸次郎是杰出的杜甫专家，内藤湖南是功力深厚的中国历史专家，而冈天仓心的“亚洲一体论”，则在日本全面追逐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大力弘扬了中国乃至东方文明的价值。

《世纪末的维也纳》

［美］卡尔·休斯克   著   江苏人民社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