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君王论】电视辩论的心理招数

6月17日，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与公民党党魁余若薇，举行了香港史上第一次由电视直播的朝野就重大政策问题分歧的单对单辩论，主题为是否应接受政府提出的政制改革方案。双方皆希望借此说服公众，争取支持。不少人把这次辩论拿来与之前台湾的马英九与蔡英文的“双英辩”相提并论。

政制如何向前走，如何落实《基本法》中的庄严承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最终由普选产生，这是困扰了香港近30年的课题，有人希望走得快一些、民主一些；有人则希望走得慢一些、审慎一些，造成社会上严重的对立和撕裂。这次曾荫权要推动通过其提出的政改方案，而余若薇作为反对阵营的代表、前一阶段“请辞-补选-公投”运动的总发言人，则试图鼓动民意反对方案。

熟悉有关理论、文献的朋友都知道，电视辩论不是踏上讲台那一刻才开始较量，上台之前一段日子，双方已经开始暗地里交锋，主要是通过影响公众观感先取得印象分。主要手段包括5种：

1.执政者强调自己公务繁忙，没有太多时间为辩论作好准备；2.执政者表现出神态自若，处理日常公务如旧，让人看来信心十足；3.强调对方是辩论老手而自己不擅辞令，试图对观众先进行期望管理；4.对自己没有信心者，就事先贬低这场辩论的意义和重要性；5.事先张扬和点明对手的辩论小伎俩，如玩弄文字游戏等，提前“消毒”。

说穿了，这5种手段大都是本专栏以往说过的期望管理技巧。如果公众因为这些理由，对你调低期望的话，你的表现便往往能予人惊喜，对你反而有利。

这次曾、余双方在辩论之前同样使尽浑身解数。

首先是曾荫权阵营向对方大送高帽，指出对方是一位大律师，“雄辩滔滔”，辩才“人所共知”，表面看来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其实是想降低公众对己方的期望，辩论时只需做得略高于公众期望，便可克敌制胜，明显是用上了前述第3项技巧。特首办公室也不断放话，表示曾荫权不是要跟余若薇斗口才，而是希望令市民了解政改方案，变相用上了第4种技巧。

余若薇也不是省油的灯，连日来刻意将弱点展露，说并无必胜把握，又强调辩论在政府总部上演，自己并没有“主场”之利。在电视专访中又说：我相信他也会攻，他可能给我贴标签说我激进。在政改里面，政府拿着所有的牌，他喜欢突袭你，你不能叫暂停，不能想一下、与同事商量，所以不能跟法庭作比较。到时他将冷气调得很厉害，刚好在你头顶上，这都很麻烦。

所以余若薇一样大耍与前述第3种技巧相近的期望管理，不过主题换成了“主场之利”。至于事先张扬对手会在辩论中给自己贴标签，用的则是第5种技巧。

回到辩论当天双方的表现。

其实特区政府推出政改方案已超过半年，方案好坏已被反复讨论过不知多少次，大家都耳熟能详，加上直至辩论前一刻，方案仍未有任何新修订（最终的大幅度修订在辩论后第4天才公布），因此这次辩论中，双方也拿不出任何新的论据和观点，胜负分野主要在于双方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余若薇优胜的地方是她能够从小市民的角度来说明问题、说服公众。例如在提问部分，她以从市民中搜集来的问题发问，俨然成了小市民的代言人。总结时她又打了一个比方，说好比遇到态度诚恳的推销员向你推销，不买就错失良机，结果你不好意思不帮衬，之后才发现货不对板，退货却很难。

这个比喻的感染力在于，大部分市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因此余若薇一说，便容易产生共鸣，因而信服她的论点。

结语部分，她的眼眶凝住泪光，声情并茂，情真意切，配合一句“如果我支持，我对不起下一代”，更把一位女性于辩论时可占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相比之下，曾荫权的问题是他把一些过去几个月大家听过十遍百遍的论据，又以生硬的官方口吻重复了一次，成了一种陈腔滥调。据报道他曾找来当年香港大学辩论队的最佳辩论员、如今当上政务官的下属帮忙集训，但很难想象，引用比喻等辩论常识ABC，却在其辩词中通通附诸阙如，结果他说话就像一部录音机，尤其是当他频看提示纸的时候。此外他说话仿佛校长向学生训话，远远不如余若薇般亲切。

结果，这场辩论以一个压倒性的战果结束，港大民意研究计划访问逾500名曾收看或收听政改辩论的市民，结果71%认为余若薇表现较佳，认为曾荫权表现较好的只有15%，高下立判。

无论如何，这场辩论始终是一件好事，为香港的宪政传统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那就是在重大政策敲定之前，朝野会为此进行电视辩论。考虑到即使民主如美国，也都只有选举辩论，而没有“朝野政策辩论”，台湾也是直到今年才出现“双英辩”，便知道这样的朝野政策辩论得来不易。其实早在2007年特首选举期间，曾荫权已经引入“选举电视辩论”，那也是香港史上破天荒的首次。这些对于增加政府的问责性和透明度，都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