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小心驶得万年船
不同行业，不同阅历的人，对“小心”这两个字的理解和诠释迥然不同。
和任志强，冯仑等人相比，同样从万通走出来的潘石屹，显得不那么张扬，但他的博客，却又有千万以上的点击率，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媒体现象。
本期封面专题的记者，用了谨慎，逢迎，狡黠，取巧，务实，妥协，甚至投机来描绘潘石屹的经营生存之道，显然他是一个多棱镜的性格聚合，但任何词汇都比不上“小心”来得精准。
小本买卖，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对任何时候政府的房地产政策，总是迫不及待表态赞成，但关键时刻的选择，却从不犹豫和动摇，这是潘石屹和张欣一步步走向成功的秘诀。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里，闷声发大财，不小心不行，太小心也不行，拿捏那个度是个大学问。
杨锦麟（凤凰卫视）
“最牛散户”嘲弄的是股民知情权
2007年，中国股市高歌猛进。2007年一季度，刘芳成了ST金泰的十大流通股东之首，这时候的ST金泰股价只有不到4元，但是随后ST金泰因为重大重组信息连续42个涨停，股价一飞冲天。刘芳名义上是一个散户，看起来却神通广大，轻松地就能赚取上亿元人民币。
正如新闻里所质疑的，我们需要有人对这些疑问给出答案，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位最牛散户的好奇心，也不是因为我们对他暴富的嫉妒心，而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是不是身处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监管有没有漏洞。而笔者以为，仅仅查出最牛散户背后的猫腻，这样的答案还不够，作为中国的一名普遍股民，更需要最大限度的知情权。
众所周知，中国的股市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内幕交易、诈骗行为等可谓屡见不鲜，监管力度相对缺乏，其后，随着享有香港“铁娘子”之称的史美伦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证券监管力度空前加大，上市公司和券商等中介机构曝出一系列欺诈事件，但是，中国证监会对股票诈骗犯等的惩治却总是犹豫不决，畏首畏尾，难有成效。中国股民仍然严重缺乏真正的知情权和监管权，这种情形，很让人感觉证监会就像中国足协一样扮演着固执的“小丑”角色，大权独揽，无能为力。
丛未（广州）
有戒无色，何来色戒
戴着无数光环的《色，戒》，在11月1日零点拉下她若明若暗的纱裙。只是，这个无数观众心目中艺术的女神，在斧砍刀剪下，期待中那张无限娇美的容颜，以及洁白无瑕的身体，都烙上了太多被毁坏与伤残的印痕，成为扎痛无数观众眼睛的针刺。
大幕阖起的时候，不满与声讨的浪潮，就一波一波地无限扩散。激情戏删减之后，人物性格的转变没有了理由，也让故事情节的安排变得有些突兀生硬了，片中人物之间更多的是猜忌和疑惑，有戒无色，故事的复杂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 无数的网友表示将通过购买DVD来看完整的版本，还有一些白领甚至表示，将择机到海外去看原版的《色，戒》。残破的艺术，自然扭转不了被抛弃的命运。
导演李安曾说，性爱镜头的强化，是剧情发展中的必要环节，是为了表现人物的心理。为此，他拍的过程极为辛苦，人都快疯了。在北美，他甚至甘冒发行减少的风险，也不愿删掉。只是，在中国大陆，咔嚓、咔嚓、咔嚓，李安无奈的三剪，让伤残的印痛，烙在艺术的身躯上；殷红的血迹，慢慢地消迹于无形。
单士兵（长沙）
7000多人中为何不见一个“小尼莫”
华为成功说服7000多名员工先离职再竞聘上岗，显然是为了规避2008年1月1日起将开始实施的《劳动法合同》。《劳动合同法》规定，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就要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也就是终身合同。显然，已效力华为满8年的7000多名老员工，此时遭华为不惜血本（华为因此补偿10亿元）的先辞再聘，规避《劳动合同法》的目的非常明确。
但面对自身利益受损，7000多名员工为何没有抱团反对呢？
答案是明确的。华为是一个整体，有着明确的利益取向，但7000多名员工，却是一盘散沙，各自有利益。比如，对于希望打破新老员工差别的人来说，这样恰是一个机会；对于看重华为丰厚补偿的员工来说，不仅不失掉工作还会得到一笔额外补偿，也会喜不自禁……总之，7000多名员工在各自利益取向下，让本该有的力量化成乌有，在华为资方面前消弭于无形。
《海底总动员》中有一个片段，一张渔网中一大群鱼惊慌失措地到处乱窜，但随着小丑鱼尼莫“往下游”的指挥，所有的鱼都朝着一个方向使劲，最终挣脱了渔网的束缚。这是一个感人的场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团队的力量。这群鱼之所以能够逃生，是因为在群鱼为各自利益而行动时，“小尼莫”明确的告诉了大家最大利益是什么——摆脱渔网，重获自由。
其实，华为为规避《劳动合同法》劝说7000多名工作满8年的老员工先离职再上岗，就好像一张大网；而这7000多名老员工，就是被网住的群鱼。华为这张网之所以死死地网住了这7000多人，成功说服他们主动离职，就是因为，在华为的这张大网里，在这7000多名员工中，没有一个小尼莫，于是，7000多人为各自利益行动，最终让华为这张网越套越牢。
林大手（郑州）
聂树斌案拷问司法洗冤机制
曾经轰动全国的河北聂树斌案，在沉寂两年后，于过去的几个月中获得突破性进展。两年时间里，聂母多次为儿子的案子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均被以没法提供原审判决书为由驳回。与此同时，更戏剧性的场面随之发生。今年4月，一审被判死刑的王书金向河北高院提出上诉，理由却是检察院未诉其强奸杀害康某的罪行，从而导致无辜者聂树斌蒙冤。王书金虽知自己难逃一死，但希望让自己的罪恶簿上再添一条人命，而不能让好人背黑锅。（《南方周末》11月1日）
本来，这件案子很简单，既然有“真凶”出现，承认人是他杀的，那么相关国家机关就应当立即组成调查组，查清事实，检察机关也应当提出抗诉，法院应当进行再审，纠正错案。何以所谓的调查组成立两年多了，却按兵不动，不宣布调查结果，而河北高院也不启动再审程序，甚至连当年的判决书也坚决不提供给聂树斌的家属？问题就在于，我们目前的冤假错案的纠错仍然主要是靠当初作出相关决定、判决的司法机关自身，聂树斌的母亲多次进京上访，最后案子仍然是回到河北省（据聂母称，最高院日前已受理其申诉）。
冤假错案的纠错既然主要由原司法机关来进行，那么结果可想而知。程序正义的最基本原理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
杨文浩（江西赣州）
“中国式忏悔”毫无价值可言
“有环境违法行为，银行将停止贷款”，“违法排污，必须在媒体上公开忏悔”。据悉，今年推出的一些新规对遏制企业违法排污起到了明显的效果。（《新快报》10月31日）
对于发自内心的、主动的忏悔，笔者是支持的，但对于强制性地要求“忏悔”，笔者觉得并不为妥。从文化角度来看，忏悔这种行为是具有主体性的，是主体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强制的“忏悔”已经是背离忏悔的本意了，这种强制忏悔的做法，我们在“那个年代”是经常能够看到的。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并不流行“忏悔”的国家，一味强制要求“忏悔”，其结果只能是毁了“忏悔”这个词，把它等同于道歉了。从宗教的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他人“忏悔”——除了万能的上帝。但这些东西，中国人普遍信仰吗？
但纯（湖北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