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那一刻，我们摆脱了噩运
后生晚辈们写的高考三十年，有与我们这一代人完全不同的视角。
其实，历尽坎坷的共和国血脉承继，正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的那一刻，注入了可能的生机。
五百七十万人从田间地头、矿山厂房涌向了考场，那一场考试，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共和国的命运。
我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报名被冷冷拒绝的那一个场景，原因无他——病退回城、家庭出身不好……
我还记得，给厦大招生办和历史系主任写的自荐信，最工整的四个字是：我要读书！
我也记得，1978年获得高考资格的喜极而泣，其后获得录取通知书，因狂喜而酩酊大醉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
那是一代苦孩子终身难忘的记忆。
今天的人们，对高考，以及高考之后进入大学的期待值，和我们已有悬殊落差。但我们挣脱羁绊追求自由，从三十年前的那一刻，已有了最起码的可能。
杨锦麟（凤凰卫视）
长城若落选，天塌不下来！
以北京八达岭长城为代表的中国长城可能再次无缘世界“新七大奇迹”称号。5月28日，中国长城学会迫不得已在八达岭长城展开拉票活动，鼓励更多市民和游客在投票截止日期(2007年7月7日零时)前投票。（5月29日中新社）
如果官方真的重视这件事，经过一番全民动员，长城入选“新七大奇迹”将是板上钉钉的结局。原因很简单，我们人多。姚明就是一个例子，若单纯以球技而论，姚明并不能跻身NBA顶尖球员，但NBA全明星投票姚明总能拔得头筹，这不能不归功于国内的无数拥趸，因此有论者揶揄道，如果NBA全明星投票赛制不改，除非姚明退役，否则他永远都会是第一。当然，投票本身不是坏东西，但是通过疯狂刷票，通过人海战术，通过大把大把地烧钱，最终即便能够一偿所愿，使长城入选“新七大奇迹”，又有何喜？
退一步说，即便长城落选了，难道就有损长城的伟大？长城是否伟大难道需要求证于他人？有人称：“八达岭长城上几乎没有一块砖上没有刻字！”这正是长城的现状，笔者希望，我们的长城协会，以及那些为长城是否成为“新七大奇迹”而殚精竭虑的人，不如多花一些心思在保护长城上面。
王石川（南京）
让安全套成为生活用品
“中国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使用安全套来预防艾滋病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调查显示，在配偶以外的性关系中，例如在买性、卖性、男人找小姐三项中，总是经常使用安全套的人的比例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认为：中国的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人们的警惕性在提高。
说到“防艾宣教”，就不禁令人想起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那个“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项目。这一项目开始之初，进行得非常低调，甚至是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由于该计划的实施是一项政府行为，有人担心，这会不会纵容卖淫嫖娼呢？然而，这看似一种妥协，一种退让，实际上，却不失为一种理性、务实的举措。正如刑法学者周良沱所言，它体现的不是简单的出于道德感情的冷冰冰的“报应”观，而是从理想回归现实的、打击与防范相统一的“救助”观。
彭兴庭(南昌)
把名字刻进石头的人……
近日，中纪委、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通报四起违规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典型案件，其中，山西省粮食局因违规修建培训中心及“粮神殿”问题受到通报。据报道，山西省粮食局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山西省永济县五老峰以修建粮食系统“培训中心”为名，挪用国家粮食储备库资金修建用于旅游接待的“云峰阁”宾馆。并且，在宾馆附近修建“粮神殿”，在殿中为个人树碑立传，并将各省(区、市)粮食部门负责人的题词刻在石碑或牌位上，与神像一并供奉。（中新网6月1日电）
为领导歌功颂德的“功德碑”并不少见，但如此将自己比肩神祗，要求老百姓顶礼膜拜的做法则不免有些荒唐。谁才是粮神？在这些粮食官员的眼中，那位正襟危坐的菩萨充其量只是傀儡，能够把握粮农命运、影响市场行情的只有他们自己，似乎也唯有他们自己，才有资格“不朽”。臧克家在他的《有的人》中写道，“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所谓“碑不自立，名不由人”，历史上多少辉煌一时的功德碑、记功坊都湮没在凄凄荒草之中，何况区区一个“粮神殿”。
林金芳（南昌）
国企分红需从强硬预算开始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即将开闸。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5月31日《东方早报》）
让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能够知晓每笔钱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成功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必备条件。否则，国企有没有分红，分红的计算依据是什么，不分红的理由是什么，分红的用途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都是一头雾水的话，那所谓国企分红恐怕就只有形式上的意义，最终的分红果实很可能会成为部门利益或者个人利益，而不是国民福利——摘西瓜的人和切西瓜的人把西瓜吃了，公众甚至连西瓜长什么样、有多大个儿都难以知道，更遑论吃瓜了。
舒圣祥（杭州）
烟草经济背后的呻吟与哭泣
5月31日是第20个世界无烟日，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烟民在中国，达3.5亿，“中国每年因与烟草有关的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100万左右，如果吸烟率保持不变，这个数字将在2020年前增长到2020万。”(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贝汉卫博士语)这是世界无烟日当天媒体一则报道中的关键数据。此外，报道还披露了去年烟草收入占中央政府总收入的7.7%，同时2007年1—4月，云南省内卷烟企业共实现税利203.11亿元，同比增长26.9%。
每年烟草企业税利增长提高了政府的收入，然而与此同时，每年100万因与烟草有关疾病的死亡又给烟民以及相关家庭带来多少痛苦，多少家庭因亲人的离去在哭泣。
与此相对照，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以公众健康为代价带来的巨额烟草企业利税与政府收入，其中有多少被用作禁烟与控烟支出？
周义兴(上海)
给孔庆东教授讲一点常识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以到处讲论武侠小说而出名，最近他的触角又伸向了早被无数贤哲们开垦殆尽的“鲁研”领域，终于惹出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孔庆东说：周作人晚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是名义上的”，“实质是国家用这种方式补助他的生活。许多‘主流作家’都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周作人又是依靠‘鲁迅胞弟’的特殊身份‘无功受禄’了。”显然，这里暴露了孔教授对晚年周作人相关史料的极度隔膜：1949年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工作绝非不做事白拿钱，他不仅翻译出版了《日本狂言选》等书，而且帮助出版社校阅了很多译稿，尤其是在古希腊文学和日本文学方面，因其功底深厚，这种“校阅”并不是轻而易举谁都能做的工作，怎么能说只是“名义上的”呢？
如果按这种逻辑，现在学界名人孔庆东到处讲学、著书，大赚其钱，是否也是“国家以这种方式补助他的生活”？
黄波（湖北宜昌）
后生晚辈们写的高考三十年，有与我们这一代人完全不同的视角。
其实，历尽坎坷的共和国血脉承继，正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的那一刻，注入了可能的生机。
五百七十万人从田间地头、矿山厂房涌向了考场，那一场考试，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共和国的命运。
我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报名被冷冷拒绝的那一个场景，原因无他——病退回城、家庭出身不好……
我还记得，给厦大招生办和历史系主任写的自荐信，最工整的四个字是：我要读书！
我也记得，1978年获得高考资格的喜极而泣，其后获得录取通知书，因狂喜而酩酊大醉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
那是一代苦孩子终身难忘的记忆。
今天的人们，对高考，以及高考之后进入大学的期待值，和我们已有悬殊落差。但我们挣脱羁绊追求自由，从三十年前的那一刻，已有了最起码的可能。
杨锦麟（凤凰卫视）
长城若落选，天塌不下来！
以北京八达岭长城为代表的中国长城可能再次无缘世界“新七大奇迹”称号。5月28日，中国长城学会迫不得已在八达岭长城展开拉票活动，鼓励更多市民和游客在投票截止日期(2007年7月7日零时)前投票。（5月29日中新社）
如果官方真的重视这件事，经过一番全民动员，长城入选“新七大奇迹”将是板上钉钉的结局。原因很简单，我们人多。姚明就是一个例子，若单纯以球技而论，姚明并不能跻身NBA顶尖球员，但NBA全明星投票姚明总能拔得头筹，这不能不归功于国内的无数拥趸，因此有论者揶揄道，如果NBA全明星投票赛制不改，除非姚明退役，否则他永远都会是第一。当然，投票本身不是坏东西，但是通过疯狂刷票，通过人海战术，通过大把大把地烧钱，最终即便能够一偿所愿，使长城入选“新七大奇迹”，又有何喜？
退一步说，即便长城落选了，难道就有损长城的伟大？长城是否伟大难道需要求证于他人？有人称：“八达岭长城上几乎没有一块砖上没有刻字！”这正是长城的现状，笔者希望，我们的长城协会，以及那些为长城是否成为“新七大奇迹”而殚精竭虑的人，不如多花一些心思在保护长城上面。
王石川（南京）
让安全套成为生活用品
“中国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使用安全套来预防艾滋病已经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调查显示，在配偶以外的性关系中，例如在买性、卖性、男人找小姐三项中，总是经常使用安全套的人的比例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认为：中国的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人们的警惕性在提高。
说到“防艾宣教”，就不禁令人想起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那个“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项目。这一项目开始之初，进行得非常低调，甚至是在“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由于该计划的实施是一项政府行为，有人担心，这会不会纵容卖淫嫖娼呢？然而，这看似一种妥协，一种退让，实际上，却不失为一种理性、务实的举措。正如刑法学者周良沱所言，它体现的不是简单的出于道德感情的冷冰冰的“报应”观，而是从理想回归现实的、打击与防范相统一的“救助”观。
彭兴庭(南昌)
把名字刻进石头的人……
近日，中纪委、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通报四起违规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典型案件，其中，山西省粮食局因违规修建培训中心及“粮神殿”问题受到通报。据报道，山西省粮食局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山西省永济县五老峰以修建粮食系统“培训中心”为名，挪用国家粮食储备库资金修建用于旅游接待的“云峰阁”宾馆。并且，在宾馆附近修建“粮神殿”，在殿中为个人树碑立传，并将各省(区、市)粮食部门负责人的题词刻在石碑或牌位上，与神像一并供奉。（中新网6月1日电）
为领导歌功颂德的“功德碑”并不少见，但如此将自己比肩神祗，要求老百姓顶礼膜拜的做法则不免有些荒唐。谁才是粮神？在这些粮食官员的眼中，那位正襟危坐的菩萨充其量只是傀儡，能够把握粮农命运、影响市场行情的只有他们自己，似乎也唯有他们自己，才有资格“不朽”。臧克家在他的《有的人》中写道，“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所谓“碑不自立，名不由人”，历史上多少辉煌一时的功德碑、记功坊都湮没在凄凄荒草之中，何况区区一个“粮神殿”。
林金芳（南昌）
国企分红需从强硬预算开始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即将开闸。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企只上缴税收不上缴红利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5月31日《东方早报》）
让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能够知晓每笔钱的来龙去脉，这是一个成功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必备条件。否则，国企有没有分红，分红的计算依据是什么，不分红的理由是什么，分红的用途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都是一头雾水的话，那所谓国企分红恐怕就只有形式上的意义，最终的分红果实很可能会成为部门利益或者个人利益，而不是国民福利——摘西瓜的人和切西瓜的人把西瓜吃了，公众甚至连西瓜长什么样、有多大个儿都难以知道，更遑论吃瓜了。
舒圣祥（杭州）
烟草经济背后的呻吟与哭泣
5月31日是第20个世界无烟日，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烟民在中国，达3.5亿，“中国每年因与烟草有关的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100万左右，如果吸烟率保持不变，这个数字将在2020年前增长到2020万。”(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贝汉卫博士语)这是世界无烟日当天媒体一则报道中的关键数据。此外，报道还披露了去年烟草收入占中央政府总收入的7.7%，同时2007年1—4月，云南省内卷烟企业共实现税利203.11亿元，同比增长26.9%。
每年烟草企业税利增长提高了政府的收入，然而与此同时，每年100万因与烟草有关疾病的死亡又给烟民以及相关家庭带来多少痛苦，多少家庭因亲人的离去在哭泣。
与此相对照，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以公众健康为代价带来的巨额烟草企业利税与政府收入，其中有多少被用作禁烟与控烟支出？
周义兴(上海)
给孔庆东教授讲一点常识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以到处讲论武侠小说而出名，最近他的触角又伸向了早被无数贤哲们开垦殆尽的“鲁研”领域，终于惹出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孔庆东说：周作人晚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是名义上的”，“实质是国家用这种方式补助他的生活。许多‘主流作家’都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周作人又是依靠‘鲁迅胞弟’的特殊身份‘无功受禄’了。”显然，这里暴露了孔教授对晚年周作人相关史料的极度隔膜：1949年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工作绝非不做事白拿钱，他不仅翻译出版了《日本狂言选》等书，而且帮助出版社校阅了很多译稿，尤其是在古希腊文学和日本文学方面，因其功底深厚，这种“校阅”并不是轻而易举谁都能做的工作，怎么能说只是“名义上的”呢？
如果按这种逻辑，现在学界名人孔庆东到处讲学、著书，大赚其钱，是否也是“国家以这种方式补助他的生活”？
黄波（湖北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