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华 把西方垃圾运回西方
这10吨洋垃圾在上海郊区的仓库放置了很久,冲洗、消毒、晾晒,垃圾味仍未散尽。开幕当日,一位欧洲老太抱怨现场残留的气味刺激喉咙,刘建华的玩笑却暗藏凌厉:“噢,那主要是你们国家太干净,东西全运我们这儿了。我们早习惯了。”
艺术家
开幕当日,一位欧洲老太抱怨现场残留的气味刺激喉咙,刘建华的玩笑却暗藏凌厉:“噢,那主要是你们国家太干净,东西全运我们这儿了。我们早习惯了。”

《义乌调查》 2006
垃圾!垃圾!垃圾!10吨来自发达国家的洋垃圾进驻上海外滩三号,将这华洋杂处、名品林立的时尚地标杀个措手不及。
沪申画廊600多平米的奢华展厅,被成捆的工业、生活垃圾铺设得面目全非:旧轮胎、旧电板、废弃的药罐、墨黑的塑料丝……层层叠叠垒至窗沿;浪声、人声、汽笛声,搅拌着车间电锯的刺耳噪音,定时轰炸你的神经;形色各异的塑料垃圾被有机玻璃封存起来,附着在印度绿的大理石上,仿若斑斓画作,美丽却狰狞。
墙上关于洋垃圾的几十条中英文报道令人惊悚——“美国产生的电子垃圾80%出口,被装进集装箱运到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其中中国占了90%”、“2006 年,价值67 亿美元的废品被出口到中国,仅次于航空航天产品。”
昏眩的、呛人的、窒息的,混杂着浓烈的火药味,这便是作品“出口——货物转运”的现场,“我做这作品就想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洋垃圾’只是表面上一个腐烂的东西,但是切开这个伤疤,它里面有很多细菌你必须面对。”刘建华,眼前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在垃圾堆中宽和地笑,目光却犀利。
身穿旗袍的东方女体
先前十几年的创作,刘建华都跟瓷打交道。
1975年夏天,13岁,他只身一人,搭乘解放牌大卡车去了瓷都景德镇。为学传统陶瓷雕塑,他改了原本的谢姓,师从舅舅刘远长,刘建华的名字便沿用至今。学徒8年,从瓷厂的小小工成长为技术骨干,掌握了整套传统工艺技法,他的作品“霓裳羽衣舞”还曾摘获景德镇陶瓷美术最高奖——百花奖。
工作本已稳当,刘建华却选择逃离传统工艺的流水线。“78年,在舅舅家偶然读到罗丹的《艺术论》。一个大师,给泥土赋予那么强的生命。这书对我影响很大。”
后来,刘建华考上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大学期间他全身心扑在西洋雕塑上。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云南泸西县当乡村教师。那时工资只有40多元,他挤出所有时间帮人做浮雕,用额外收入支付创作原料的费用,投入一系列彩塑作品的实验中。
1998年11月,“传统和反思”中国当代艺术展上,刘建华首次展出他的彩塑作品——旗袍系列。身穿旗袍的东方女体,无首无臂,蜷缩于花瓷盘上,盘中的“秀色可餐”,直指女性被物化的残忍现实。这批艳俗截肢女体,即刻成为市场焦点,这次展览,刘建华有生以来第一次卖出了作品——一共3件。
“我出生在60年代,那时候我们缺少与女性的情感交流。我如果跟女孩坐一起,碰一下肯定不行。青春期,就是大家很那个的时候,那种不健康的状态对个人成长是一种伤害。那时候往往通过看电影来释放内心冲动,电影里的女特务,穿着旗袍、很性感的那种,我就觉得特好看。”
这批作品的无头处理呈示了刘建华独有的批判方式。“我当时就想创作一种刘建华式的风格,以前我们做作品都太完整,我要它一出手就让别人记住!同时,我也是通过这个作品测试一下大众心理。”
“你们国家太干净,东西全运我们这儿了。我们早习惯了。”
刘建华的创作有两个朝向:一条指向人潜在隐秘的内心世界;另一条则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中国当代艺术要做出有力量的作品,就不得不关注社会和现实。”
继2001年“日常·易碎”后,刘建华的创作开始转向艺术社会学的方向,“艺术家有责任去做些事,在今天,你的作品必须跟社会发生关联。中国现在这么好一个机会,整个社会呈现出很多西方过去从没有过的经验,西方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经济都测不准,这是中国的贡献啊!这给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去年,刘建华的“义乌调查”在上海双年展引起热议。林林总总的小商品从巨型红色集装箱内奔腾而出,视觉冲击力令人瞠目。“义乌那地方挺有意思,它是新时期所产生的一个从农村转成小县城的特例,义乌这种模式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模式的一种原型:廉价劳动力、低端设计、低价材料,大批量出口。”
此次个展则是刘建华关注当下社会的又一力作。为了买到这10多吨洋垃圾,他一年来三下广东,花销近15万。“去年媒体有很多介入‘洋垃圾’的报道,大沥、联滘曝光比较厉害,还有顺德的麦村,这些地方我都去了,跟我去之前脑子里想的反差太大了:没想到对当地环境破坏那么大,在没有任何防毒面具、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就靠些地下劳动力在那边挑挑拣拣,很多东西要埋掉、烧掉,化学品烧的时候会散发一种味道,特别刺鼻,闻了以后对人体伤害很大。那边什么人都有,小孩、老人,全生活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喝的什么水,那里的河又黑又稠,那种黑,唉,你见不到底,那种浑浊,很多污染源汇集在一起,太脏了。”
“我第一次去特别被动,因为没找到任何关系,根本不可能触及它的内部系统,只能偷偷拍些照片。他们防备心很强,这东西毕竟是走私来的,没一定关系拿不到货。他们私下有不成文规定:不能卖给陌生人。有些东西上面有公司商标,国外怕做反面宣传,要求中国这边进货的人不能把现成品直接卖出去。”
开展前,这10吨洋垃圾在上海郊区的仓库放置了很久,冲洗、消毒、晾晒,垃圾味仍未散尽。开幕当日,一位欧洲老太抱怨现场残留的气味刺激喉咙,刘建华的玩笑却暗藏凌厉:“噢,那主要是你们国家太干净,东西全运我们这儿了。我们早习惯了。”
对刘建华而言,采用这批洋垃圾作为作品媒介,绝不仅仅是环保或社会正义的概念,“有本叫《帝国》的书,其中说到,现在的帝国并不是像以往那样用军事征服来实现,而是通过经济、贸易或其他的整合,‘洋垃圾’就能说明一些背后的问题。中国作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并不是以一种强势力量在和西方拼。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不能跟发达国家抗衡,所有游戏规则都是他们制定的。”
这件将西方强权话语批判得体无完肤的作品引来了西方记者的质疑。“前几天,一个外国记者(《华尔街日报》记者丽莎·莫维斯)跟我争论,她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回收,主要还是中国这边的问题。我觉得老外没客观看这事,只看表面。我这些东西大部分可以回收,展完后我不能乱丢乱烧乱埋啊,对吧?我在这里展示的只是一个垃圾概念,而广东有些‘洋垃圾’是不能回收的,真的发出一种恶臭。有一次在一个车间,两三个工人,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在那样的环境里工作,我的学生和策展人在里面呆了一两分钟就出来了,我在那里拍了些照片,呆了七八分钟,也只能憋气憋特别长再呼吸一下,太难受了。”
刘建华平静的语调下暗涌着愤怒,“《巴塞尔公约》那么多国家签字,美国为什么不签?今天的《参考消息》还在说美国一些垃圾废品运到中国来,这可是美国媒体报道的。”(签订于1989年的《巴塞尔公约》的正式名称为《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包括中国在内已有近百个国家签署了这项公约,但美国至今没签。)
展厅中央摆着一台垃圾打包机,嘴里咬啮着废弃物,与地上堆叠的洋垃圾融为一体,像是整个分拣、打包流程的一个定格。6个箱体写有“ART EXPORT”(艺术品出口)字样的打包垃圾分置四周。刘建华尝试给这批“货物”注入另一种价值:“这不是‘出口——货物转运’嘛?在我这件作品中,‘出口’是两个概念,一个是西方制造的原生态垃圾,运到中国是‘出口’,到了中国,我们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再‘出口’回去,我期望这东西有老外收藏,或者在国外展出,以艺术的方式运回西方,这样整个概念就成立了!”他扬了下眉毛,透出几份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