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求政府不如求自己
　　如果不是那一场突如其来的矿难，孟宪臣以及孟宪有两兄弟，这辈子要登上一份新闻周刊封面，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已经没有任何外援的绝望之下，依靠与生俱来的求生意志，经过五天六夜的奋力挣扎，终于逃出，这是一个奇迹。
　　孤立无援之下的逃出，使得孟家兄弟的生还，具有人民自救的意义。
人民自救，不需要鲜花，也不需要赞礼，更不需要现场直播，即使是事后庆生连唱七天的悲戏喜剧，都是自己掏的钱。
　　孟家兄弟生还的奇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自救。
　　公权力无法投射，或者无力顾及或者刻意漠视的地方，人民应该自救，或者应该唤醒自救的意识。
　　孟家兄弟想说的是：不自救，行吗？！

杨锦麟（凤凰卫视）

都怪只有两个人
　　对当地政府来说，矿工孟宪臣和孟宪有从塌方的非法煤窑意外回到人间，一定让他们尴尬不已。因为在他们自救生还四天之前，当地政府就停止了为期两天的救援行动，理由是“事发地属于采空区，被困人员已不具备生存条件，继续救援极易造成次生事故危及救生人员安全”。
　　我不知道他们作出的“科学决策”是以哪些客观条件为依据，我只感觉到他们对生命个体理所当然的轻视。两位矿工的生命，并不足以激发他们救援的动力。毕竟遇难矿工人数不上十人，就不算是重大事故，不会惊动媒体，牵动中央。
　　所以我只能跟这些不得不下井的兄弟们说：“下次你们下井，一定要扎堆儿去啊！”

靳书阳(辽宁大学)

李阳欲创“拜英语教”？
　　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日前在博客里贴了一张“疯狂照片”：包头市某中学学生跪下给老师们磕头，那是黑压压一大片。李阳说：“下跪的照片是真的，学生下跪是对老师的尊重。”（9月10日《新快报》）
　　这是“疯狂群跪”。见过下跪的，没见过这样群体疯狂下跪的，触目惊心。教育的核心价值是“立人”，如今却是“跪人”。把下跪磕头等同于尊师重教，这根本就不值一驳。学生跪师，本身就是“师道尊严”的崩塌。李阳说：“这不是我第一次接受他们这样的行为，他们当然是自愿的，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怕。可悲。可笑。所谓“是自愿的”，是再真实不过的谎言；至于“习以为常”，可见荼毒之久之广，多少孩子的身心健康蒙受了如此“疯狂洗礼”的摧残？
　　英语教学之好差，是技艺层面的；立人教育之优劣，是人文层面的。李阳这种教和育，说他是商人化，那实在是便宜了他。那是一种心灵法西斯式的教育。你看他那种群体组织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某个时代接轨，只是人家是齐刷刷举手，李阳这里是齐刷刷下跪。一场关乎心灵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中国大地上无声地上演。可怕的是，灵魂的战争不见断壁残垣，你输光了往往自己还不知道。

徐迅雷(杭州)

从黄包车争论看知识分子病灶
　　杭州的黄包车争论似有扩大之势。前几天是浙江大学历史系的一位老学者，对记者“激动”地表示反对，原因是黄包车唤起了他身处旧社会时的心酸记忆，“于心何忍”？近日又看到了另一篇讨伐的雄文，帽子就更大了，一曰恢复西湖边的黄包车“忽视了对文化本质的深度思考”，二曰“漠视民意开了历史的倒班车”。
　　在西湖边恢复黄包车，好处是昭昭可见的：环保；提高就业率，考虑到肯做黄包车夫的人群的特定性，从中受益的将是什么人不言而喻；向旅游的悠闲化回归。
　　与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相比，反对者的论据就太缥缈了点，除了道德高调，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何谓“文化本质的深度思考”？让底层百姓增加就业的机会，获得实际的利益，就偏离了文化本质？那这样的文化本质不要也罢。尤为可笑的是，反对者都举着“民意”的旗号。杭州当然是繁华之地，但想必还应该有一个期盼恢复黄包车，准备倾一己之力谋全家之食的人群，您是否为此而屈尊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从黄包车的争论中，我看到了当下某些知识分子的病灶。第一个是矫情，总是习惯于把空泛的文化提到让人眩目的高度，殊不知对我们的许多同胞来说，“吃饭”还是第一位的，而且文化的提升，也是要靠扎实的工作铢积寸累的；第二个则更严重，就是与现实脱节。那些为昔日黄包车夫“脚掌拍地的声音”“心酸不已”的知识分子，难道真的不知道当下弱势群体的生存现实？难道竟以为只要不恢复黄包车，即使恢复了大家也不去坐它，就符合你们的某种想象，契合你们高贵的人文主义理想了吗？
　　其实，关于黄包车的争论民国时期也曾出现过，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因不忍亲见车夫之辛劳，号召抵制坐黄包车，可是效果几乎等于零，而且更让知识分子不解的是连车夫也不领情。现在看来车夫不领情一点儿也不奇怪，对车夫而言，是你抵制他还是多坐一回他的车更让他高兴？后来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此路不通，转而寻求根本解决之道，可是这条路径如何，实践也早已给出了答案。

黄波（湖北宜昌）

浮躁社会需要快乐与意义的幸福观
　　9月12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报道，出人意料，去年哈佛最受欢迎的选修课是“幸福课”，听课人数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名叫泰勒·本－沙哈尔。“在哈佛，我第一次教授积极心理学课时，只有8个学生报名，其中，还有2人中途退课。第二次，我有近400名学生。到了第三次，当学生数目达到850人时，上课更多的是让我感到紧张和不安。特别是当学生的家长、爷爷奶奶和那些媒体的朋友们，开始出现在我课堂上的时候。”本－沙哈尔成了“哈佛红人”。校刊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积极心理学课在哈佛火爆的情景。
　　幸福不是香车宝马、别墅楼群。 “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本－沙哈尔的幸福观对当下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可看看多数人的工作学习目的，更在用一种攫取、索取、贪婪、回报的心态对待工作，工作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奖励认同。这种过分世俗、过分功利的心态会抵消人们的工作热情，产生工作懈怠和应付情绪。依靠成绩支撑幸福感，成就总有低谷期，难以满足工作主体不断提升的欲望指数，幸福感成为虚无。

雷泓霈（河南开封）

港府起底高官私产的启示
　　随着香港新一届特区政府班子于7月1日正式就任，有关官员的私人物业及财产资料亦于翌日公开供公众查阅，传媒的焦点渐转移到三司十二局的新任高官拥有私人物业和财产的情况，以及问责官员利益申报制度是否存在着漏洞的问题。港府“高官”的私有财产到底有几何？香港《紫荆》杂志来了个“大起底”，揭示港府高官“楼王”坐拥9套房产，而特首只剩一宅出租。（《广州日报》9月11日）
　　为防止官员以公职谋取个人利益，香港特区政府规定负责协助行政长官制定政制的行政会议成员，须每年申报其资产、物业及任何实质利益供公众查阅，这就是香港的官员利益申报制度。自2002年7月，香港特区政府实行该制度以来，特区政府每年都公布政府高官的私产，并由政务司专门负责登记。2002年8月，在前特首董建华申报的清单中，甚至连一包花生也不放过。香港多次被评为“全　球最廉洁的城市”，这一制度功不可没。
　　反观我国内陆，官员的财产状况在公众的眼里始终是一头雾水，永远是模糊不清。只有当贪官“出事”了，被有关部门查处了，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些贪官是如此“富有”，聚敛了如此多的不义之财。显然，官员财产状况不明不利于公众对官员的监督，人们无从知道官员是否利用职权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这对反腐倡廉工作极为不利。

孙瑞灼（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