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家】樊纲,我不相信中国会逆转

我个人相对乐观一些,中国也回不去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个旧体制已经走到极端。国企也是改革的产物,大家已经看到民营化、至少是部分民营化的好处,还会朝这个方面努力,我不相信中国会逆转。

在中国平安集团财富论坛北京站,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下面是他对我们的问卷做出的回答。

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更应该体现在从专业出发

记者:你一直掌握中国经济的未来水晶球吗?你靠的是经验还是直觉?

樊纲:我们是做理论的,当然是靠理论分析,靠国际的比较,这是我们的专业了,专业不能靠直觉,投资还可以靠直觉。而且我特别强调经济发展史的重要性,有些人特别包括一些学者,有时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也不知道历史上这些事情是重复发生的,都是人家玩剩下的。昨天还有人问我,为什么会有经济危机啊,是不是政府造成的?我说政府可能造成危机,但是你回顾历史,1929年之前没有宏观调控,七八年来一次危机那是市场、企业家们造成的,用凯恩斯的话讲,是企业家的动物精神造成的。所以,理论、历史、国别比较,这三方面的综合,你才能够对现实做出正确的判断。

记者:你深深地参与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进程,你也有一个时间表吗?这中间有起伏吗?

樊纲:一直在起伏,一直在争议,我们一直觉得好像这事该做,那事该做,这事没做,那事没做,但是有时候过几年你回过头来看,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那么至于时间表,我没有什么时间表,但是我是觉得,第一也不能过快,不能脱离现实,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你一定要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有些问题暂时不解决、在初期不解决没关系,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你必须得解决,必须得有制度的建立。所以我说这个时间表不是人为给定的,但是跟经济的发展进程相联系的,这种匹配、这种相互的均衡是必须追求的,但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

记者:以赛亚·伯林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种,刺猬型和狐狸型,你归于哪一种?

樊纲:(笑)我大概哪一种都不是,或者说两者都有。我确实学得宽一点,我经常会说经济学得融会贯通,其实任何一门你都得把其它几门搞通了,有些人光学了微观那一块,看不到宏观的很多东西,所以我不是那么强调某一领域,不想去很偏激。在这种背景下,我个人是比较追求那种均衡,承认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承认每个领域都有它的重要性,承认在任何一个时点上大家都需要协调、需要放弃、需要均衡的过程,所以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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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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