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锵三人论香港
英国人撤退了，中国人进入了，香港的经济格局、心理、心态都在发生极大的改变。十年之中，香港在努力消弭英国人留下的危机，也在中英的文化交融中酝酿新的文化认同。
杨锦麟，凤凰卫视主持人，1986年随妻子“攀亲戚”来到香港，白天在电视上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嬉怒笑骂，晚上做梦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却是粤语。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996年－1997年从美国耶鲁大学到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1999年，在把女儿送进大学的第二天，即飞往香港，正式成为中文大学教授。
吕大乐，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8年生于香港，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如果算不清楚一个英镑可以换算成几个便士、几个先令，如果弄不清楚英国的度量衡，在数学上是考不出好成绩的。
1997年6月30日的那晚，一直下着雨。伴着夏雨，大多数的香港人一夜好眠，而醒来时却是新的一天。
“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九七’回归的那几天，只是一个比较长的周末或者假期而已，既没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失落的情绪，只知道第二天是新的一天。”吕大乐说。“那晚下着大雨，大家都平静地睡觉了，等待新闻发生的两千多名国外记者都大失所望地离去。”杨锦麟说。而那晚的王绍光则作为美国CNN的现场直播评论员，从CNN的视角，观察了整个主权移交的全过程。“CNN的第一判断是：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而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当然，他们对‘一国两制’是有怀疑的，因为这个制度从来没有过，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太紧了，而我认为‘一国两制’中的香港，比比较松散的联邦制州所享有的权力还要大。”王绍光说。
那一晚，很多香港人平静地“回归”了，而这一切，要得益于十三年的过渡期，或者叫“后回归时期”，正是那段时期，一般殖民地移交主权前的那种彷徨、焦灼、失落甚乃躁进、恐惧的情绪，都大致被消化掉了；而大多时香港人那种重回母国的狂喜，也因为对大陆的陌生，而没有如民族主义者所想像的那样，如期到来。
英国人留下的危机
1970年代末，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接触谈判。那时候，中国大陆刚刚结束十年内乱，改革开放才开始起步，英国在中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提出香港的前途问题，试图占据谈判的主动地位。“那时候，香港也面临一个问题，香港有些银行房贷的期限是15年，如果到1983年还继续放贷的话，就已经超过1997年了，而新界的租期到那一年就已经期满了，所以‘九七’后香港到底怎么走，需要来直接解决。”吕大乐说。
即便自顾不暇，邓小平还是冷静地接过了英国人踢来的球，以坚定的态度，提出1997年时香港的主权、治权必须同时回归。“当时，英国人还是想跨越‘九七’的，他们本来是还想继续管理香港三十到四十年。”显然，“英国人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应对能力，也高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性格中的共产主义因素，而忽略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因子。共产党决不会做李鸿章第二，是以上要对得起列祖列宗、下要对得起子孙后代的决心来处理香港问题的。”杨锦麟说。
这样，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正式确定了回归的时间点和基本原则。至此，大局已定。
然而英国人并不甘心就此坐等1997年7月1日的到来。他们做了大量的手脚，或许是为了留下自己更多的印记、更多的遗产，或许是不愿把一个完整的香港交给中国政府。
“香港中文大学本来是按照美制来建设的，但是港英政府硬生生地把它改成英制教育的模式，改成了三年。现在要改回来，至少要到2012年才能理顺，而这牵涉到很多方面。”王绍光说。尤其重要的是，在统治后期，港英政府不顾各种声音的反对，以巨大的投入和不佳的选址，新建了新机场，并且大肆卖地。本来他们是打算把卖地的钱全部花光的，但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制止。
另外，港英政府还实行了“高工资、高福利、高房价”的“三高”政策，使香港的公务员享有全世界最好的待遇，而如果回归后对公务员系统实行减薪，必然会遭到公务员的反弹。
王绍光认为，深具殖民经验的英国人，从来知道怎么去为交出主权的殖民地制造麻烦，比如将印度一分为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等；而杨锦麟则进一步分析说，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不能使香港像津巴布韦回归后那样搞得一团糟，以种下种族仇杀的祸根，也不可能像印巴分治那样，还要留下一个克什米尔让两国交战，所以，“它只能在战略上和政策上，为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留下很多的危机”。
一方面，英国人用它的“善治”，使香港人尝到了甜头，以留下殖民主义的余味；一方面大派利市，在最后的晚餐中进行资本和政治狂欢。“在香港回归这件事上，中国政府使用了经济赎买的方式，来保证回归的平稳”，“中央政府充分启用原来的公务员系统，充分尊重国际财团在香港的利益和意见，这种赎买政策，是‘一国两制’的另一种翻版”。
重新分配利益的开始
1996年8月，王绍光到中文大学访学，他租了一套房，到一年后他离开香港回美国，这套房由500万港币增值到了900万港币，“这说明，当时香港人对回归是充满信心的。”然而，原来国际所担心的政治方面没有出现问题，倒是想不到的经济方面却出了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楼价暴跌，很多购楼人变成了负资产，中产阶级下游化趋势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香港一度陷入了管制危机，同时，新任特首与原有公务员体系的磨合互动问题等等开始浮上台面，港人的心态也随之波澜起伏。
杨锦麟认为，在一个移民城市，每一次居民和投资者用脚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城市的信心时，实际上也是这个城市进行财富重新分配的一个契机。
在“九七”以前，香港既得利益的最大受益者是英资财团，一直到现在，香港的某些经济领域依然为英资财团所掌控。比如百分之七十的房贷，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发钞权，都还在汇丰银行手中；香港的航空，还是由国泰所掌控；香港大多数的零售业，依然是由怡和财团所垄断等等。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英资在“九七”之后有撤退的趋势。而在英资递减的时候，美资却在迅速崛起。目前，美资在港的投资占据第一的位置。美国商会在香港的影响力是最大的，美国商会在政治上的发言也最多。美国驻港领事馆的人员编制达800人，这是全世界一个国家的总领事馆人员最多的一个。“且不论董建华的美国背景，今天特区政府中的司长，几乎清一色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从这里面，可以看出香港这个美丽新世界的变迁。另外，香港一些大学校长，和一些重要的公共机构的董事局主席或者CEO，像马会主席等等，几乎也全是有美国背景的。还有，在香港经济最危难的时候美国迪斯尼公司乘虚而入，它们那块地的租期达到了一百年，比原来新界的租期还长。”
为杨锦麟这一观点提供佐证的是王绍光的感同身受。在中文大学政治系的11名教员中，除了一名英国人以外，全部是与美国有关系的人。“不过，人们只注意到了美资、英资的存在，可是别忘了中资在香港的兴起，现在香港很多的地产投资商，都有中资背景，它们取代了原来日资的很多地位。”
经过十年变迁，各国资本在港的共生共荣，已经取代了一百多年来英资一家独大的局面。
舶来品与传统文化并存
历经一百多年的耕耘，英国人在香港留下了自己的血缘，也使香港成为华人社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香港人中，有约五分之一的人有英裔血统。
除了血缘上的“遗产”，英国人还留下了大量的政治遗产和精神遗产。港英政府廉洁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法治理念及法律框架，以及相对公平公正的营商平台，都是其不可多得的正面价值。尤其是多年来形成的行会制度，如会计师公会、大律师公会等等，使得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咨询、协商制度，对各行各业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这些制度，依然是成熟而稳定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香港人的契约精神。这种精神不是我们华人所固有的，是舶来品，是在一个特殊的氛围之下逐渐养成的，我相信这种契约精神与其他的正面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抹杀。”杨锦麟认为，“当然，英国人还留下了很多负面遗产，比如英文教育和粤语教育，这种教育，使得香港人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他们心理上产生与中国的合理链接。”
语言是文化之乡。但是杨锦麟并不认为香港因为母语的缺位，而成为一片文化沙漠。“‘文化沙漠’这种说法，只是上世纪30年代一些无聊文人的一种炒作。今天的香港跟国际上任何一个大都会的文化是同步的，无论是高雅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大量留存。这个地方，既消化得了最高档的古典演出，也可以制造大量的文化垃圾。在新界，至今还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中国人的宗族、传统村落的原始生态。香港人对祖先的崇拜，对慎终追远的讲究，对读书人的看重，它的家族观念等等，比大陆还保存完好。港英政府是承认清朝的法律的，所以在原来‘包二奶’是合法的，一直到1970年代，港英政府签署联合国的妇女权益公约，才废止一夫多妻制度，但是香港今天的遗产继承制度，依然是以男丁为主。”
如此看来，混杂的语言并没有磨灭香港人对中国的记忆，而语言的回归在近年来亦已大为改观。王绍光说，1996年他初到香港为学生授课，在普通话和英语的选择中，多数学生选择英语；但到现在，更多的学生则选择了普通话。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在英国的众多殖民地中，香港有一个特别之处。它不像其他的殖民地，居民大多由当地的土著构成。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甚至是一个难民城市。
一百多年来，操着各地方言的中国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因为战乱或生活所迫，逃到香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里只是他们的一个临时避难地，待到战乱平定，他们就企望回到故乡；如果盘缠足够，又会走向更远的地方，走向南洋。
吕大乐1958年出生于香港，父母是广东佛山人，国共内战前来到香港。一直到1970年代，吕大乐的妈妈跟他说起故乡的事情，提到广州，从来都是称“省城”。在她记忆的坐标里，她的情感的参照系还是原来的故乡佛山。
小时候，吕大乐也觉得广州是自己的“省城”，直到他考上香港大学，接受典型的英制教育，才对这种提法产生怀疑。“我爸爸妈妈是逃难到这里来的，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外地人，对于香港的殖民政府，他们也从来不指望、不指责，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别人的政府，是别人的地盘。”
但与父辈不同的是，吕大乐对待殖民地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在这里寄人篱下，但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对这里很有感情。我们也知道香港是一块殖民地，但是我们也会去关心政府的所作所为，觉得对于政府讨厌的地方，要去批评它，所以1966年天星码头的暴动和1967年受文化大革命而产生的暴动，都影响了一代香港人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吕大乐还说，在那个年代，对于“中国”的印象，确实是矛盾而模糊的。那时候，在香港街上买一份报纸，上面提到“中国”，用的都是民国纪年；讲到“国庆”，也是指“双十节”。直到1970年代，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在在显示这个“中国”不是台湾。
“在那个过程中，我们虽然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中国人，当然很明显，我们知道自己绝对不是英国人，所以选来选去，我们首先只能先确定自己是香港人。——我们是一群长期在外面的中国人，但是又不是海外华侨的那一种。”
对香港及中国的认同
在1970年代，英国人开始改变自己的统治策略，在某些政策上采用征询、协商方式，并且肃贪反腐颇有成效。在吕大乐上小学的时候，他经常会看到有警察在饭店吃饭不给钱的现象，但是后来这种现象越来越少了。英国人为自己的统治注入了柔性的色彩，这降低了香港人对港英政府的反感。
“在1980年代初期，许鞍华重拍了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间有一个情节，讲红花会的陈家洛抓住了清朝的皇帝，但还是把他放回去了。陈家洛对清朝的皇帝说，现在天下太平，我放你回去，你要答应以后对汉人好。这个片子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香港人一些心态：这个政府不贪污，办事效率很高，你对它还有什么要求呢？虽然，从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当然还是有很多问题。”
“九七”回归后，对于初掌香港治权的特区政府，有些知识分子多有批评。“有时候我碰到政府里的一些官员，他们会说为什么当年港英政府这么做没人批评，现在我们这么做你们就出来批评了？我就回答，因为原来的政府是别人的，现在的政府是我们的。原来的英国政府要照顾英国人的利益，这是不需要去追问的，因为那个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英国人的利益。”
事实上，这种身份意识的复活，在杨锦麟看来，更明确的显示就发生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的前后。“到1984年，香港人真正开始去思考‘我是谁’的问题，寻找自己的身份。这时候，他们有些人才会去参与政治。在原来，英国人是没有给他们身份的，面对询问，他们常常要犹豫很久，现在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我是香港人。’1980年代的香港文化人开始去写香港，写柴湾和一些海岛，那时候，他们是用英国狄更斯写英格兰、苏格兰的海岬、威尔士的山坡那样的笔触来描绘他们心目中的家，这看起来很别扭，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到今天，你已经看不到这样的笔触了。”
对于这种香港认同，杨锦麟认为是合乎情理的，“他首先只有认同自己的家乡，才会对国家有所认同。他的国家认同才不是虚幻的。香港人有时候看起来很冷漠，但是每当紧要关头，一旦家国有难，他们从来没有缺席，像华东水灾等等，很多香港人自己节衣缩食，也要大力捐款。”他记得，在1997年香港大球场举办一场盛大的足球赛时，当时，国歌奏响，很多人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他们在一百多年的殖民过程中，已经习惯了英女王莅临香港的那一套礼仪。“但是经过了几年，渐渐地，当国歌奏起，国旗升起，很多香港人不自觉地站起来，把手放在心房的位置，虽然他们的很多人，还是不清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国旗上那五颗星代表着什么。”
而对于有些老牌的香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依然抵触对于中国的认同，王绍光则认为，这是由于他们长期养成的“被殖民心态”，对于这些人，他认为他们虽然号称是一群思维最开放的人，实际上却形成了隧道型的观察模式，只能从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另外，对于目前香港的中小学中正在加强中国认同的通识教育，他认为有必要且无庸置疑，“即便是在美国，每当国旗奏响，所有人都要起立致敬，有一次，有个女人在唱国歌时，把手放在自己的私处，这种亵渎国家的做法，立即遭到了所有人的指责。”
不仅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也是在心态上，十年后的香港，正在往深层次上实现真正的“回归”。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996年－1997年从美国耶鲁大学到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1999年，在把女儿送进大学的第二天，即飞往香港，正式成为中文大学教授。
吕大乐，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8年生于香港，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如果算不清楚一个英镑可以换算成几个便士、几个先令，如果弄不清楚英国的度量衡，在数学上是考不出好成绩的。
1997年6月30日的那晚，一直下着雨。伴着夏雨，大多数的香港人一夜好眠，而醒来时却是新的一天。
“对于大多数香港人来说，‘九七’回归的那几天，只是一个比较长的周末或者假期而已，既没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失落的情绪，只知道第二天是新的一天。”吕大乐说。“那晚下着大雨，大家都平静地睡觉了，等待新闻发生的两千多名国外记者都大失所望地离去。”杨锦麟说。而那晚的王绍光则作为美国CNN的现场直播评论员，从CNN的视角，观察了整个主权移交的全过程。“CNN的第一判断是：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而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当然，他们对‘一国两制’是有怀疑的，因为这个制度从来没有过，他们认为这样的制度太紧了，而我认为‘一国两制’中的香港，比比较松散的联邦制州所享有的权力还要大。”王绍光说。
那一晚，很多香港人平静地“回归”了，而这一切，要得益于十三年的过渡期，或者叫“后回归时期”，正是那段时期，一般殖民地移交主权前的那种彷徨、焦灼、失落甚乃躁进、恐惧的情绪，都大致被消化掉了；而大多时香港人那种重回母国的狂喜，也因为对大陆的陌生，而没有如民族主义者所想像的那样，如期到来。
英国人留下的危机
1970年代末，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接触谈判。那时候，中国大陆刚刚结束十年内乱，改革开放才开始起步，英国在中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提出香港的前途问题，试图占据谈判的主动地位。“那时候，香港也面临一个问题，香港有些银行房贷的期限是15年，如果到1983年还继续放贷的话，就已经超过1997年了，而新界的租期到那一年就已经期满了，所以‘九七’后香港到底怎么走，需要来直接解决。”吕大乐说。
即便自顾不暇，邓小平还是冷静地接过了英国人踢来的球，以坚定的态度，提出1997年时香港的主权、治权必须同时回归。“当时，英国人还是想跨越‘九七’的，他们本来是还想继续管理香港三十到四十年。”显然，“英国人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应对能力，也高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性格中的共产主义因素，而忽略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因子。共产党决不会做李鸿章第二，是以上要对得起列祖列宗、下要对得起子孙后代的决心来处理香港问题的。”杨锦麟说。
这样，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正式确定了回归的时间点和基本原则。至此，大局已定。
然而英国人并不甘心就此坐等1997年7月1日的到来。他们做了大量的手脚，或许是为了留下自己更多的印记、更多的遗产，或许是不愿把一个完整的香港交给中国政府。
“香港中文大学本来是按照美制来建设的，但是港英政府硬生生地把它改成英制教育的模式，改成了三年。现在要改回来，至少要到2012年才能理顺，而这牵涉到很多方面。”王绍光说。尤其重要的是，在统治后期，港英政府不顾各种声音的反对，以巨大的投入和不佳的选址，新建了新机场，并且大肆卖地。本来他们是打算把卖地的钱全部花光的，但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制止。
另外，港英政府还实行了“高工资、高福利、高房价”的“三高”政策，使香港的公务员享有全世界最好的待遇，而如果回归后对公务员系统实行减薪，必然会遭到公务员的反弹。
王绍光认为，深具殖民经验的英国人，从来知道怎么去为交出主权的殖民地制造麻烦，比如将印度一分为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等；而杨锦麟则进一步分析说，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不能使香港像津巴布韦回归后那样搞得一团糟，以种下种族仇杀的祸根，也不可能像印巴分治那样，还要留下一个克什米尔让两国交战，所以，“它只能在战略上和政策上，为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留下很多的危机”。
一方面，英国人用它的“善治”，使香港人尝到了甜头，以留下殖民主义的余味；一方面大派利市，在最后的晚餐中进行资本和政治狂欢。“在香港回归这件事上，中国政府使用了经济赎买的方式，来保证回归的平稳”，“中央政府充分启用原来的公务员系统，充分尊重国际财团在香港的利益和意见，这种赎买政策，是‘一国两制’的另一种翻版”。
重新分配利益的开始
1996年8月，王绍光到中文大学访学，他租了一套房，到一年后他离开香港回美国，这套房由500万港币增值到了900万港币，“这说明，当时香港人对回归是充满信心的。”然而，原来国际所担心的政治方面没有出现问题，倒是想不到的经济方面却出了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楼价暴跌，很多购楼人变成了负资产，中产阶级下游化趋势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香港一度陷入了管制危机，同时，新任特首与原有公务员体系的磨合互动问题等等开始浮上台面，港人的心态也随之波澜起伏。
杨锦麟认为，在一个移民城市，每一次居民和投资者用脚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城市的信心时，实际上也是这个城市进行财富重新分配的一个契机。
在“九七”以前，香港既得利益的最大受益者是英资财团，一直到现在，香港的某些经济领域依然为英资财团所掌控。比如百分之七十的房贷，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发钞权，都还在汇丰银行手中；香港的航空，还是由国泰所掌控；香港大多数的零售业，依然是由怡和财团所垄断等等。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英资在“九七”之后有撤退的趋势。而在英资递减的时候，美资却在迅速崛起。目前，美资在港的投资占据第一的位置。美国商会在香港的影响力是最大的，美国商会在政治上的发言也最多。美国驻港领事馆的人员编制达800人，这是全世界一个国家的总领事馆人员最多的一个。“且不论董建华的美国背景，今天特区政府中的司长，几乎清一色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从这里面，可以看出香港这个美丽新世界的变迁。另外，香港一些大学校长，和一些重要的公共机构的董事局主席或者CEO，像马会主席等等，几乎也全是有美国背景的。还有，在香港经济最危难的时候美国迪斯尼公司乘虚而入，它们那块地的租期达到了一百年，比原来新界的租期还长。”
为杨锦麟这一观点提供佐证的是王绍光的感同身受。在中文大学政治系的11名教员中，除了一名英国人以外，全部是与美国有关系的人。“不过，人们只注意到了美资、英资的存在，可是别忘了中资在香港的兴起，现在香港很多的地产投资商，都有中资背景，它们取代了原来日资的很多地位。”
经过十年变迁，各国资本在港的共生共荣，已经取代了一百多年来英资一家独大的局面。
舶来品与传统文化并存
历经一百多年的耕耘，英国人在香港留下了自己的血缘，也使香港成为华人社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香港人中，有约五分之一的人有英裔血统。
除了血缘上的“遗产”，英国人还留下了大量的政治遗产和精神遗产。港英政府廉洁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法治理念及法律框架，以及相对公平公正的营商平台，都是其不可多得的正面价值。尤其是多年来形成的行会制度，如会计师公会、大律师公会等等，使得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咨询、协商制度，对各行各业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这些制度，依然是成熟而稳定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香港人的契约精神。这种精神不是我们华人所固有的，是舶来品，是在一个特殊的氛围之下逐渐养成的，我相信这种契约精神与其他的正面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抹杀。”杨锦麟认为，“当然，英国人还留下了很多负面遗产，比如英文教育和粤语教育，这种教育，使得香港人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他们心理上产生与中国的合理链接。”
语言是文化之乡。但是杨锦麟并不认为香港因为母语的缺位，而成为一片文化沙漠。“‘文化沙漠’这种说法，只是上世纪30年代一些无聊文人的一种炒作。今天的香港跟国际上任何一个大都会的文化是同步的，无论是高雅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大量留存。这个地方，既消化得了最高档的古典演出，也可以制造大量的文化垃圾。在新界，至今还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中国人的宗族、传统村落的原始生态。香港人对祖先的崇拜，对慎终追远的讲究，对读书人的看重，它的家族观念等等，比大陆还保存完好。港英政府是承认清朝的法律的，所以在原来‘包二奶’是合法的，一直到1970年代，港英政府签署联合国的妇女权益公约，才废止一夫多妻制度，但是香港今天的遗产继承制度，依然是以男丁为主。”
如此看来，混杂的语言并没有磨灭香港人对中国的记忆，而语言的回归在近年来亦已大为改观。王绍光说，1996年他初到香港为学生授课，在普通话和英语的选择中，多数学生选择英语；但到现在，更多的学生则选择了普通话。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在英国的众多殖民地中，香港有一个特别之处。它不像其他的殖民地，居民大多由当地的土著构成。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甚至是一个难民城市。
一百多年来，操着各地方言的中国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因为战乱或生活所迫，逃到香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里只是他们的一个临时避难地，待到战乱平定，他们就企望回到故乡；如果盘缠足够，又会走向更远的地方，走向南洋。
吕大乐1958年出生于香港，父母是广东佛山人，国共内战前来到香港。一直到1970年代，吕大乐的妈妈跟他说起故乡的事情，提到广州，从来都是称“省城”。在她记忆的坐标里，她的情感的参照系还是原来的故乡佛山。
小时候，吕大乐也觉得广州是自己的“省城”，直到他考上香港大学，接受典型的英制教育，才对这种提法产生怀疑。“我爸爸妈妈是逃难到这里来的，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外地人，对于香港的殖民政府，他们也从来不指望、不指责，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别人的政府，是别人的地盘。”
但与父辈不同的是，吕大乐对待殖民地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在这里寄人篱下，但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对这里很有感情。我们也知道香港是一块殖民地，但是我们也会去关心政府的所作所为，觉得对于政府讨厌的地方，要去批评它，所以1966年天星码头的暴动和1967年受文化大革命而产生的暴动，都影响了一代香港人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吕大乐还说，在那个年代，对于“中国”的印象，确实是矛盾而模糊的。那时候，在香港街上买一份报纸，上面提到“中国”，用的都是民国纪年；讲到“国庆”，也是指“双十节”。直到1970年代，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在在显示这个“中国”不是台湾。
“在那个过程中，我们虽然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中国人，当然很明显，我们知道自己绝对不是英国人，所以选来选去，我们首先只能先确定自己是香港人。——我们是一群长期在外面的中国人，但是又不是海外华侨的那一种。”
对香港及中国的认同
在1970年代，英国人开始改变自己的统治策略，在某些政策上采用征询、协商方式，并且肃贪反腐颇有成效。在吕大乐上小学的时候，他经常会看到有警察在饭店吃饭不给钱的现象，但是后来这种现象越来越少了。英国人为自己的统治注入了柔性的色彩，这降低了香港人对港英政府的反感。
“在1980年代初期，许鞍华重拍了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间有一个情节，讲红花会的陈家洛抓住了清朝的皇帝，但还是把他放回去了。陈家洛对清朝的皇帝说，现在天下太平，我放你回去，你要答应以后对汉人好。这个片子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香港人一些心态：这个政府不贪污，办事效率很高，你对它还有什么要求呢？虽然，从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当然还是有很多问题。”
“九七”回归后，对于初掌香港治权的特区政府，有些知识分子多有批评。“有时候我碰到政府里的一些官员，他们会说为什么当年港英政府这么做没人批评，现在我们这么做你们就出来批评了？我就回答，因为原来的政府是别人的，现在的政府是我们的。原来的英国政府要照顾英国人的利益，这是不需要去追问的，因为那个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英国人的利益。”
事实上，这种身份意识的复活，在杨锦麟看来，更明确的显示就发生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的前后。“到1984年，香港人真正开始去思考‘我是谁’的问题，寻找自己的身份。这时候，他们有些人才会去参与政治。在原来，英国人是没有给他们身份的，面对询问，他们常常要犹豫很久，现在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我是香港人。’1980年代的香港文化人开始去写香港，写柴湾和一些海岛，那时候，他们是用英国狄更斯写英格兰、苏格兰的海岬、威尔士的山坡那样的笔触来描绘他们心目中的家，这看起来很别扭，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到今天，你已经看不到这样的笔触了。”
对于这种香港认同，杨锦麟认为是合乎情理的，“他首先只有认同自己的家乡，才会对国家有所认同。他的国家认同才不是虚幻的。香港人有时候看起来很冷漠，但是每当紧要关头，一旦家国有难，他们从来没有缺席，像华东水灾等等，很多香港人自己节衣缩食，也要大力捐款。”他记得，在1997年香港大球场举办一场盛大的足球赛时，当时，国歌奏响，很多人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做，因为他们在一百多年的殖民过程中，已经习惯了英女王莅临香港的那一套礼仪。“但是经过了几年，渐渐地，当国歌奏起，国旗升起，很多香港人不自觉地站起来，把手放在心房的位置，虽然他们的很多人，还是不清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国旗上那五颗星代表着什么。”
而对于有些老牌的香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依然抵触对于中国的认同，王绍光则认为，这是由于他们长期养成的“被殖民心态”，对于这些人，他认为他们虽然号称是一群思维最开放的人，实际上却形成了隧道型的观察模式，只能从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另外，对于目前香港的中小学中正在加强中国认同的通识教育，他认为有必要且无庸置疑，“即便是在美国，每当国旗奏响，所有人都要起立致敬，有一次，有个女人在唱国歌时，把手放在自己的私处，这种亵渎国家的做法，立即遭到了所有人的指责。”
不仅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也是在心态上，十年后的香港，正在往深层次上实现真正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