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观察】长官，您是中国人吗？

　　日前，已故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胡宗南长子、台湾前驻新加坡代表胡为真，在卸任返台前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表示，他不赞成民进党政府近年来积极进行的“去蒋化”和“去中国化”政策。当台湾媒体摘取部分专访内容转载报道后，胡为真的言论在岛内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所谓“不大”，除因这场风波持续不超过4天，也是与2004年2月台湾驻美代表程建人请辞相比而言。
　　台湾当局历来最重视对美关系，驻美代表一职在台湾外交官位阶当中最为重要，更胜其他二十几位台湾派驻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的“大使”。当时的程建人，由于陈水扁为争取连任而抛出的公民投票议题导致台美关系紧张，坚决不接受陈水扁慰留，而且时间距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不到两个月。
　　所谓“不小”，除了驻新加坡代表是台湾当局在东南亚最重要的官职外，身为胡宗南之子，胡为真明确表示不赞成“去蒋化”和“去中国化”政策，这让一向欠缺外交人才而不得不借重国民党 “外交遗老”的民进党政府相当尴尬。
　　当新加坡记者问他对台湾当局“去蒋化”和“去中国化”的看法时，自称信仰三民主义的胡为真这样回答：“台湾凭什么拉倒蒋公（蒋介石）铜像？我离开政府，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政策，很抱歉，我不能苟同。我们外交可以做得更稳妥，但是这种教育政策，我不赞同。”
　　“我们明明是中国人，把‘去中国化’搞到这样的地步，是不对的。我有我的立场，岛内都很清楚，我是一辈子为‘中华民国’的尊严和利益、为台湾人民的福祉而奋斗的人，但是我对目前的一些政策是不赞成的。”
　　“回锅”担任台湾行政当局领导人的张俊雄对此表示，驻外人员代表政府与人民在外的尊严，不应有个人政治颜色。将代表国民党角逐2008年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的马英九则认为，胡为真说出了“专业外交官的心声”，类似的抱怨早已“非常多”。
　　其实，把时间倒拨七年，可以发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2000年陈水扁上台执政以来，一直困扰台湾官员的两大问题。
　　就在当年5月20日就职典礼上，陈水扁和吕秀莲身为“中华民国”正副领导人，面对“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表情显得非常尴尬，因为长期以来民进党员都抵制出席任何“中华民国”的官式庆典。
　　仅仅过了八天，在台北举行的一场关于“一个中国”挑战与回应的挑战研讨会上，吕秀莲形容两岸关系是“亲戚关系”、“邻居”，“依种族分，我是中国人。但如果一个中国意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我就不是中国人。”1998年8月，时任桃园县县长的吕秀莲，曾经到过漳州南靖龙潭宗祠祭祖。
　　进入6月的议会咨询，几位“部长级”官员在“立法院”被民意代表问到“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参谋总长汤曜明的回答是：“我是‘中华民国’国民，为‘中华民国’而战。至于是不是中国人，我不去碰触这个问题。”这引起部分在野党立委的不满。
　　汤曜明指出，军方在陈水扁当选后对台军官兵进行“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86%以上的官兵表示会为“中华民国”宪法与2300万人民而战，所以没有外界质疑的国家认同问题。
　　当时的“国防部长”伍世文除了表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外，还插了一句“我是广东人”，使在场的民意代表和列席官员忍不住大笑。“国防部”副部长陈必照则指出，国际上一般认定中国人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而他是“台湾籍的中华民国国民”，是华人。因此，他不是“中国人”，但在文化上、历史上、血统上的确继承自中国。
　　到了7月4日，新党立委冯沪祥问陈水扁的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国民党籍“行政院长”唐飞是否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时，原籍江苏太仓的唐飞表示，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冯接着问：“为什么讲中国人还要那么复杂呢？”唐飞答道：“如果未来有一个新中国，是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我就是那个中国的中国人。今天，我不能承认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
　　在唐飞之后，“陆委会”主委蔡英文、“内政部长”张博雅、“交通部长”叶菊兰在回答“是否为中国人”时，也统一口径答称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
　　隔天，国民党中常委章孝严表示，所谓“中国人”， 应指海内外凡是认同文化、历史及地理中国者，但唐飞却把自己说成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这种定义太过狭隘。时任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张荣恭也批评唐飞言辞闪烁，徒增困扰。
　　这些官员和民意代表之间的对话，显示陈水扁上台初期，岛内的国家认同，一度摇摆于“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之间。由于北京坚持 “一个中国”的原则，但陈水扁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只愿提出“未来的一个中国”来回应。随着民进党执政无方，加上陈水扁身陷“国务机要费”等弊案的泥沼，为求自保，陈水扁全面拥抱深绿支持者，就更加决绝地把两岸关系定位为“一中一台”。
　　2000年7月，就职刚满一个月的陈水扁就迫不急待地出访。除了要到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过把“总统瘾”，据来自台湾军情界人士的消息称，更重要的是，陈水扁想稳住台湾驻外人员，尤其是情报人员的情绪，防止发生“叛逃”现象。毕竟，这些人员长期接受国民党政权的党国思想教育，曾经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许多民进党人更是他们当年通缉抓捕的对象。
　　陈水扁在《世纪首航—政党轮替五百天的沉思》一书中承认，台湾军方长期将民进党列为“三合一敌人”，视他本人为台独同路人，而他现在在一夕之间变成三军统帅， 军方确有疑虑。所谓“三合一敌人”是指台独、中共、民进党三位一体，其历史背景是台湾军情单位认为，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当年流亡海外时，曾接受中国大陆的经济资助。
　　由于台湾军方长期以反台独为中心思想，与民进党没有互信基础，陈水扁因此必须处理军方“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问题。他根据军方提供的稿子向军队发表演讲，并高喊“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及“自由民主万岁”等口号，从而向军方提出“为保卫中华民国而战”作为新的中心思想。他认为，“国安局”潜伏在大陆地区的老情报员“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是“大问题”。
　　陈水扁对“国安局”的抱怨，主要是在他上台后，“国安局”先后发生前人事局长潘希贤少将退役后立刻转往中国大陆从商，以及前出纳组组长刘冠军上校卷走新台币1.8亿元 （约4500万人民币）失踪等事件。在推出《世纪首航》之后，陈水扁开始频繁调动军方高层人事，并借由“国安局”达到控制台军，实现将军队“去蒋化”、“非国民党化”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