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专题】权力隐士“说故事的人”—他们左右世道人心

权利隐士

“说故事的人”—他们左右世道人心

李敖对他的读者说，你们吃鸡蛋就行了，何必要看下蛋的鸡呢。

这话不尽准确。包括李敖自己在内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时候，鸡可比蛋要生猛得多。我们要致以敬意的，正是这样几位“下蛋界”的先进工作者，正经讲故事的人，“壁炉前的絮叨者”。

他们不好评论，也不擅诗咏，他们习惯的表达方式是，绵延舒缓的故事，因为选择了俗文化之集大成者――电视剧――作为载体，在文学野心和媚俗恶名之间，便显得处境尴尬。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故事得到最大化的传播，成为我们身处祖国各地的祖母、姨妈、姑父、岳丈等诸多亲人们的精神食粮，甚至远销到世界上其它地方，为我国文化产业贸易逆差局面挽回些许颜面。

他们文弱书生，貌不惊人，但精神丰满，头脑健硕，有颠覆的勇气却并不孤芳自赏，有俗世的烟火却不乏确定的坚持。他们的故事，是有力量的故事――蓄势待发、含而不露、笃定决绝、嬉笑怒骂。由此，这些故事才能从海量的电视剧中脱颖而出，成为典范。相对于故事的广为传颂，他们堪称隐士，隐藏在文字背后，影像背后，看虚构的命运如何牵动时代的表情，看故事的伦常如何重塑世道人心。他们有的人，老谋深算，胸有成竹，要拂拭历史的尘埃；也有的人，起于网络之微末，“满纸荒唐言”却有“一本正经心”―― 恰恰触碰到了时代的G点。

没有一个度量衡，能够量度故事改变了什么、改变了多少。在故事柔软姣好的面孔下，有滴水穿石的力量。说故事的人，这隐秘的权力的使者，无声无息间，完成着一个又一个世代的颠覆与重建。

仅仅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

文｜鞠青
在一个文青扎堆的办公室，说要做一期有关电视剧的专题，是很容易遭人鄙视的。“电视？到底谁看啊？都是些老人在看吧？”

我虽然还不算太老，但很不幸，却已经在电视上消耗了大量生命。在与浩如烟海的电视剧纠缠的岁月里，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这真是一个沙里淘金的过程。或许也正因如此，好故事才更让人眷念，我们就像“希望爱人永远不死，希望今天永远继续”一样，希望故事永不完结。

“想像里的生活也算一种生活”
“死亡在这边，童话在那边”，曾经有一个小读者写信问怀特，你的童话故事是真的吗？怀特去信回答：“不，它们是想像出来的故事――但是真的生活也不过是生活的一种罢了———想像里的生活也算一种生活。”

下面这件事可为怀特的话做注脚：当年南方周末评选年度人物，如果不是编剧兰晓龙等人出面呼吁大家力挺黑砖窑母亲，虚构人物许三多险些当选。和三多一样并非真实存在却生命力强大的，还有佟湘玉、白展堂、郭芙蓉一众人等，他们如今已和孙悟空猪八戒一起，成为电视台暑期档当家人物。许多年后，若有两地为争抢“展堂故里”掐起架来，也莫惊诧，故事之于人类，早已超越虚构，成为可能。

木心先生说，“人生就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好故事的另一大可敬之处，正在于说故事的人知道如何是好。在人生诸多可能性的岔路口，他们自有道理。这些“道理”，就是故事力量的源泉。大道理、小道理，善恶情义、喜乐爱憎、伦理秩序、行事守则，都藏在故事纵横的沟壑里。中国人因了这些故事，变得有所凭借。话说关云长当其时如何如何、赵子龙遇此事又这样那般，所以，事儿来了我等自当效尤。经史子集，  是文人士大夫的“圣经”， 老百姓的“圣经”，  就是这些故事。其实《圣经》，本来也就是故事搭建的精神巨塔。

王小波说：“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故事是我们对生活的反抗，无论滑稽还是崇高；故事也是我们的理想国，它不说教，只陪伴，听过别人或悲或喜的故事之后，虚空的生命有了重量，沉重的生命变得轻盈，总之，你好受些了。这大约也是人类黑暗年代第一个故事诞生的本意。在没有电灯炉火的洞穴里，在某个雷电交加无法入眠的长夜，某位长者说：来，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

这个故事，让一群惊惶的灵魂归于宁静。

“电视是另外一种‘阅读’”

当年兰晓龙整天给电视写剧本，中戏的朋友批评他钻到钱眼里了，劝他回来写话剧，他回答：“《切·格瓦拉》做得非常好，演了三百多场，尤其是黄纪苏老师写的剧本。但三百多场的观众加起来还不如一个高质量电视剧在北京一个地方的观众人数。”

从口耳相传到活字印刷到影像到3D技术，故事的传播早已不必依赖村口老槐树的树荫。刘震云说：“我越来越觉得电视剧跟长篇小说有些像。它不像电影性子那么急，有什么事，可以坐下来慢慢说，从头至尾，允许娓娓道来。”这种娓娓道来的话语权，不像评论那么理性，也不如诗歌般高蹈，却受众甚广。陈道明说：“电影、电视是普及率最高的平台，做好了可以普及文化艺术，改变我们的文化，但可惜的是，全都乱了。”每年全国生产过万集电视剧，能让观众留下印象的少之又少，电视成了多数编剧展示自己生产大量“低价值易消耗产品”能力的舞台。幸运的是，混乱之中，还是有人有所坚持。其中一些，保留了想象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能力。

许三多、同福客栈、眷村的故事。我们多么羡慕三多的纯粹和坚持――“不抛弃，不放弃”、“狭窄的人生，也可以活出宽度来”；多么向往宁财神笔下那个看似荒诞却伦理清楚、底线明确的江湖；多么眷念眷村的温情脉脉。

还有些人，保留了精微的观察现实的能力、为沉默的大多数说话的能力，他们的作品，放大镜般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一地鸡毛”，说出无法言说的荒诞和委屈。

这些故事，通过现代家庭的图腾――电视，完成了深入人心的传播，所以刘震云说：“电视是另外一种‘阅读’。”它对世俗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或许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得多。那些随《四郎探母》、《锁麟囊》世代传扬的忠孝仁义、礼义廉耻，正换上新的时代布景，随现代化的光纤四处传扬。

说自己的故事、说好听的故事
要判断这些新时代的故事能否超越时间，显然我们还没有拉开足够的时间距离。但是在空间上，故事早已挣脱束缚，穿越国界。

从樱桃小丸子到广末凉子，从《老友记》的安妮斯顿到《冬日恋歌》的裴勇俊，从爱故事中的人开始，我们是否多少也有点爱上故事的产地？若希望这爱得到回应，我们又拿什么来让人爱我们这一方宝地？靠“海外电视剧只能在晚间10点以后播映”一类硬性规定，怕是既留不住人也留不住心，依靠网络“翻墙”看日剧美剧，几乎已成为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当真是“生活在别处”？我们自己的生活真是乏善可陈？在全球语境下，自己的故事无人倾听，是不是也等于放弃了某种话语权？

“仗打到这个样子，中国成为这个样子，全中国的军人没有无辜的，都该死。”兰晓龙认为这句台词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电视剧和编剧行业。话说得忒狠。相似的境况，别国也有。战后的德国，本雅明这样感慨“壁炉前的絮叨者”的消失：“哪儿还有正经能讲故事的人？哪儿还有临终者可信的话，那种像戒指一样代代相传的话？”有些故事，只能自己来说，自己失语，这些人和事、爱与痛、只有生活在此时此地才能明白的幽微之处，就只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最近十年，算得上大陆电视剧发展的黄金十年。从《雍正王朝》到《乔家大院》，大陆剧逐渐登陆港澳。在台湾，《雍正王朝》创下连续6次重播收视率不降反升的纪录，平时不爱“看戏”的男性成为收视主力。不过这种影响力也几乎仅止于历史剧。文化与权利，一向纠葛不清。“说出自己的故事”和“让别人爱听我们的故事”，争取的是不同层面的权力，但二者之间也有一个重要的交集，就是如何把故事说得好听。这当然需要技巧，却不能止步于技巧。台湾金牌编剧毛训容借剧中人之口说：“管它那些编剧理论呢，怎样把故事说得好听？就从最打动你的地方开始吧。”从最打动你的地方开始吧，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

在通往权力之门的秘密道路上，说故事的隐者，必经此窄门。